杨建国：三问中国工业4.0

    
去年10月，中德双方宣布开展“工业4.0”合作至今，“中国制造”开启了持续加码工业4.0的过程：扶持政策层出不穷，江苏牵手德国打造“江苏智造”、“机器换人”席卷珠三角，各地也纷纷上马机器人产业园，大有遍地开花态势……乍看之下，中国版工业4.0似乎渐有燎原之势。

与之相对，近期，在产业领域出现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是人社部公布数据，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农村在外务工人数同比增长仅为1%，该数据从2010年起连续第四年下滑，农民工正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另一个是，富士康转投印度，未来5年将在印度投资50亿美元，建造电子产品制造与研发中心。事件的背后，则是“中国制造”正面临着“内忧外患”：曾经最大优势之一的“人口红利”岌岌可危;低端产业正在形成转移效应，而高端制造业羽翼未丰。

在我看来，无论是“燎原之势”，还是“内忧外患”，都是在持续为工业4.0的到来“增砖添瓦”。实际上，处于热风口上的中国“工业4.0”，最需要是的却是冷思考，在出发未久之际，我们最应该反问一句：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首先，我们的政府真的准备好了吗?工业4.0的本质，不是一种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的革命，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革命，是以“开源、开放、共创、共享”的互联网+思维，来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但让人担心的是，不少地方政府对于“工业4.0”的理解似乎尚不到位，一方面，仍然用工业2.0时代的思维模式来指导和培育新兴产业，思维模式仍然停留在圈地、盖厂房、减税免费等传统思路上;另一方面，在相关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无序竞争问题，不少地方只从自身利益出发，抢商争商，内部互相比拼。以机器人产业园为例，截至2014年底，全国已建或拟建的机器人相关产业园已经超过35个，在缺乏区域产业协同机制的情况下，无法细分产业链条，容易产生重复建设、恶意竞争、效率低下等效果。

前阵子，网上流传一个段子：支付宝大面积瘫痪，是因为杭州萧山的一根光缆被挖断了。玩笑的背后，恰恰给我们政府提了一个醒：工业4.0的基础远未打牢。工业4.0是个完整的体系，一方面，需要建立在两化充分融合的基础上，目前，我国的自动化、信息化等硬件设施尚未充分实现;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在相关法律、金融体系完善的基础上，而目前我国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代表的法律框架，和更加完善、充分的融资渠道也都尚未健全。而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政府在关注具体的产业园区、企业之外，付出更大心血和精力去完善和健全。

其次，我们的企业真的准备好了吗?工业4.0时代，企业需要更新的不仅仅是技术，更需要的是更新发展理念。企业天性就是逐利的，在市场竞争中，很自然地会趋向投资少、见效快模式，而避开投资大、见效慢模式。在产业转型过程中，恰恰需要避免的就是一味地追求眼前利益，需要避免重走工业2.0时代的老路：既缺乏技术创新、也缺乏品牌建设，虽然赢得了暂时的生存空间，但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并不充足。

除此之外，企业还需要做好跨界和合作，要从单打独斗中，学会借力生态圈和联盟，学会打通原本固有的产业之间的隔阂。在企业的管理模式上，同样也需要重新革新和完善。过去金字塔式的、传统的管理模式，抑制每个人创新的动力。在工业4.0时代，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正在成为新的潮流。

最后，我们的工人真的准备好了吗?工业4.0的实现，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离不开企业的自我革新，同样也离不开产业工人的“转型升级”。某种程度上，在工业4.0时代，产业工人的升级，要比引入机器更为关键。相较于德国扎实的工业基础，产业工人较高的素质，中国的产业工人无论是在技术还是思维模式方面，都相对滞后，而背后的原因，既有产业模式落伍的影响，同样也有全面综合的职业教育体系的缺失。

在学习德国工业4.0技术、模式的同时，我们的产业工人培训，也需要借鉴德国职业教育在培训考核、就业指导、社会氛围等方面的积淀，尽快建立和完善一整套适合我们自己的培训标准、课程、证书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