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院士：低碳、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不冲突，且带来机遇

在此基础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原来的外延扩张型的平面增长，正在走向质量型的立体发展，这已不是仅靠“量”的增长就能解决的问题。

各种生产力要素的变化，促使我国潜在增长率发生变化。近年来，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6.5%左右的同时，年能耗增长率也在1%-3%不等。我们不应再去追求不符合经济规律的高增长，改善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到国家战略目标的前位，同时也呼唤能源结构的绿色低碳化。绿色、低碳、美丽不再是量的扩张，而是立体、深度的发展，是“两山理论”和“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体现，更是新时代的新要求。

高质量发展呼唤着能源转型新征程，这要求我们——

① 优化能源结构。在新常态的机遇下，能耗增量可通过可再生能源、核能、天然气等低碳能源的增长来满足，同时也可提高终端能源中电力的占比。

② 改变能源“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西部发展经济和电力负荷，在中东部供给侧发展能源，把中东部可利用的能源资源开发出来。也就是说，优化我国能源的空间格局，把西电东送等“远方来”的能源和自己“身边来”的能源相结合。

③ 解决与能源有关的三大城市病——雾霾、堵车、垃圾围城。由此实施城市能源革命，实现智慧化、低碳化发展。同时，解决农村能源形态落后的三大问题，即散煤替代、原始形态利用生物质及固废的资源化利用。如在京津冀地区，统计显示，散煤替代工程的年成本约为157亿元，由此带来的健康效益达165亿元。

综上所述，能源结构转型的驱动力在于改善环境质量、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培育新动能、新的增长点，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方面，政策引导的作用很大，而改革的核心就在于绿色低碳转型。

对此，我们首先要把节能提效看作能源战略之首。这一点在过去15年已取得很大进步，我国能源强度下降了30%，主要耗能行业的能效提高了19%。但也要看到，我们的能源强度仍然偏高，目前仍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55倍，是典型发达国家的数倍。

我认为，针对能源强度应设定这样一个目标：到2020年，比2015年再降15%；到2030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到2050年，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靠什么来节能提效？ 

一是调整产业结构，高耗能产业占比不应持续扩张，建设型能耗中的浪费应该减少，还要抑制产能过剩导致的系统性能源浪费。同时，要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和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这些产业既可实现节能又能够吸纳就业。

二是调整能源结构，尤其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的大文章。目前，世界主要的煤炭消费多用于发电，比如发达国家的比例一般达到70%-80%，有地区甚至90%的煤炭用来发电。但在我国，只有约一半煤炭用于发电，剩下一半包含民用散煤及工业用煤。一方面，煤电要做清洁高效改造，同时以适当装机用于调峰，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因地制宜替代散煤，减少工业煤耗的增加。逐步降低煤耗总量和占比就是进步。

可再生能源、核能、天然气就像“三匹马”，一匹马劲不够大，需要三匹一块儿拉车，才能实现高比例煤炭的替代。

根据国际能源署估计，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增加对温室气体减排的贡献可达32%，若加上核能该比例可达40%以上。非化石能源的经济性、技术能力、制造能力及相应的储能技术也在进步，全球能源发展投资趋势随之从煤炭逐步转向可再生能源。2017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超出其它能源两倍以上。

而在我国，低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在2015年达到18%，在2020年、2030年、2050年，该比例计划分别达到25%、35%以及接近60%。非化石电力占比到2020到30%，2030年能到48%左右，2050年可以上升到70%左右。能源结构转型是2030年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峰的基础，现有研究也表明，提前到2025年达峰具备定可能性。

近期，全球气候和经济委员会发布了一篇名为《开启21世纪包容性增长的故事》的报告，其中提及，到2030年，气候行动可创造26万亿美元经济利益、6500万个就业岗位。这说明，低碳、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非但不冲突，还将带来新型的发展，创造新型的经济力。它不是负担，而是机遇。

总之，我们应充分认识到，能源转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但其方向是清晰的，是国家目标、百姓诉求、全球大势。我们应抓住新常态、新机遇，实现经济、环境的双赢和健康可持续发展。 

（文 | 本报记者朱妍整理，稿件未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