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新国企|全国人大代表、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赵萍:“工匠精神”重在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中国青年网北京3月15日电(记者 裴清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但是我们也付出了环境污染的代价,绿色发展是大家共同的期盼。”3月14日,全国人大代表、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赵萍,做客中国青年网“对话新国企 加油‘十三五’”访谈节目时表示,当前我国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传统能源正面临着调整与改造,风电作为目前技术比较成熟的新能源,将逐步代替石油成为人类能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国人大代表、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赵萍为“十三五”点赞。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洪泽摄。
对于风电前景充满信心 但仍有很多问题
今年总理报告提出要完善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发展扶持政策,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十三五”规划征求意见草案也提出要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赵萍指出,目前国内的风能已经从资源勘探发展到设计制造,包括投资、开发以及商网运营,形成了全产业链。
十年间,中国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风电产业,并实现国内风电装机突破1亿千瓦的目标,预计2020年将突破2亿千瓦。赵萍说,从近三年来我国新增风机的装机容量看,风能已经超过了核电,成为继火电、水电之后的第三大类能源。
去年年底,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和瑞典企业签订了一项风电设备成套供货和相关服务合同,将中国企业的风电设备卖到了欧洲市场。赵萍介绍,早在2014年,公司已与瑞典的SKAB公司签订了布莱肯风电三期合同,合同包括发电机组的安装、调试以及质保期内的运营和维护等技术服务内容。这个项目标志着中国本土企业自主设计开发的机组开始推向欧洲市场,表明我国的技术及设备已经接近国际水平。
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15年新增风电装机容量接近3300万千瓦,几乎达到了全球新增风电设备装机容量的一半。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国内弃风现象依然严重,2015年,我国风电的平均弃风率攀升至三年来的最高水平15.2%。赵萍认为,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影响了电力需求的增长,同时,电网的布局、定价政策,以及利益分配等,也都会影响到发电效率,但最根本的,还是储能技术的滞后。
“特别像风能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如吉林、新疆、甘肃等,去年年利用小时数最低只有1390小时,远远低于国家最低限度的2000小时。这会影响到对风电设备投资的积极性,进而造成对国内风电市场发展的影响。”
“对于风电的前景我们是充满信心,但也有很多问题,‘前途光明,道路曲折’”赵萍表示,中国的能源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市场低价、无序竞争以及资金链上的三角债问题,严重影响了国内风电产业的健康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东方电气风电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赵萍(右)做客中国青年网。中国青年网记者 王洪泽摄。
以“一带一路”为契机 推动企业“走出去”
今年两会,“一带一路”继续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在这个总体战略规划下,我国的新能源如何抓住机遇,有效地实施“走出去”战略,赵萍建议,由政府统筹协调,加大政策、资金的扶持力度,加强市场风险管控,降低企业“走出去”成本。
她介绍,当前我国新增和累积的风电装机容量已经跃居全球第一,其中95%的设备来自国内供应商。功率方面,经过近年的不断发展,中国制造商已经拥有1MW-6MW完备的开发设计系列,且1.5MW-3MW风电机组已经批量生产,并大量投运。技术方面,不论是质量、设计还是机组的运营和可靠性,国内制造商也在不断靠近国外技术。“甚至在个别领域,我们可能还领先,比如高原山地、低风速机型,这些都为我们风电走出去创造了条件。”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中,以“一带一路”战略为契机,国家用“五个通”来阐述构建双边以及多边机制,对能源发展做出了部署。赵萍认为,政府在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持的同时,还需重点推进政策的落实。
“工匠精神”重在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今年两会期间,“工匠精神”引起了公众热议,也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推动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赵萍表示,中国消费结构的调整升级,要求国内制造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提高品质,才能适应现代中国市场的需求。
“春节期间,大概有600万中国人走出国门,在国外消费了900亿元人民币,其中奢侈品大概涉及到72亿美元。数据表明国内供应的产品,已经无法满足群众对于高质量、高品质产品的需求。”赵萍说,产品品质的提高首先需要劳动者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认真负责,不断完善、追求完美。在她看来,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工匠精神”。
如何塑造我们的工匠精神,打造制造业大国?赵萍认为劳动者需要热爱自己的工作,在劳动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感受快乐。“无论什么职业,知识分子、技术工人还是环卫工人,只要付出劳动都值得尊重。以自己的劳动为荣、精益求精,制造出来的产品肯定是精品,做出的成果也是精品,这样我们也就离制造强国的目标不远了。”
光明日报: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有底气
中国在改革开放长达33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9%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当人们习惯于这个高速增长之后,对2012年以来中国增长减速,就容易产生疑惑。即使那些曾经高度赞誉中国经济成绩的观察者,也不免对中国经济的前景产生悲观看法;一些长期唱衰中国经济,一次次喊着“狼来了”又一次次落空的预言者,这回以为终于被自己误打误撞说中了;还有一些投机者,以为中国增长的减速为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跃跃欲试地要做空中国经济。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这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一定是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一旦将这些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错误方法论予以澄清,必将拨开悲观论调的重重迷雾,重新看到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片光明。
快与慢的经济发展规律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然而,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年―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们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中国增长终将减速。这个判断倒是说得通的。不过说不通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预测中国很快就会回归到3%左右的“均值”上来。或许,他是因为终究没能明白,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释放人口红利,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量与质的经济发展内涵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增长的内涵,即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在过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新经济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以不变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达2.67∶1的峰值后,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40∶1,与此同时,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长和稳定的统一
最近,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就会发现,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可以从其目标即提高潜在增长率来理解。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改革,即属于此类改革,应该放在改革日程的优先位置。例如,在劳动力总规模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参与率是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劳动力供给的重要选择。我们的分析表明,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为潜在增长率赢得0.88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可以赢得0.99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这方面的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政策调整、从体制上拆除不利于竞争的进入和退出障碍等等。由于这类改革着眼于供给侧,无须过度倚重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风险,因此可以打破所谓的改革、增长和稳定“不可能三角”。
本文章摘自《光明日报》,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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