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大龙：生物质发电仍需支持

电力18讯：    “这季节天气寒冷，冷了人容易疲劳，特别是晚上，请厨房做些有油水的热汤给大家补补身子。另外买台电热水机，主动请来送料的农民兄弟喝杯热茶，到饭时了请厨房准备些大肉包子给他们吃，这些花不了多少钱，但暖人心，时间长了，国能的口碑就好，人家愿意来送料，送好料，逐渐形成良性循环！”

　　这般贴心温暖的话来自于全球最大的生物质发电集团掌门人――国能生物发电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国能生物”）董事长、总裁蒋大龙。他告诉记者：“10号凌晨我在河北成安项目处看见农民连夜排队送秸秆，心里很感动，回来就给成安项目负责收燃料的同志发送了邮件。”

　　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物质发电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的专业化公司，国能生物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

　　烧了还是发电

　　生长在山东农村，看着奶奶烧秸秆做饭的蒋大龙对秸秆有着特殊的感情，然而随着农村家庭取暖做饭方式的改进，越来越多的秸秆在田间直接焚烧了。

　　1996年，蒋大龙在瑞典参观了一家以秸秆为燃料的生物质发电厂，了解到建生物质能发电项目可以将农林废弃物转化为电力，农民出售生物质燃料增收，发电之后的灰处理可以变成有机肥。

　　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生物质能技术在丹麦一家公司手里，他一次次游说其老总将该技术引进中国。“全丹麦的种植面积（6万多平方公里）还不如山东一个省的面积大。我们老家还有6千万农民，是丹麦人口的10倍，这么好的技术不给中国，岂不糟蹋？”蒋大龙兴奋地说，“我就用‘三顾茅庐’的办法反复游说，该公司老总终于被打动了。”

　　2004年，蒋大龙陪同丹麦科学家去河北调研，驱车经过天津正好遇上遍地秸秆焚烧的场面，丹麦科学家看见此无比痛心。

　　“我当时走过去紧紧拥抱这位科学家，并立誓一定要尽力改变秸秆无序焚烧的现状。”蒋大龙对记者说，“我国生物质资源浪费严重，每年至少有2亿吨生物质资源在田间焚烧或丢弃，按电厂目前每吨300元的收购价格，就是600个亿！”

　　2006年12月1日，在蒋大龙的山东老家，国能单县生物发电项目正式投入商业运营，并成为第一个国家级生物质能源样板项目。截至2011年1月，国能生物投入和在建的项目近40个，总装机容量100万千瓦，累计向社会提供绿色电力73.5亿千瓦时，收购农林剩余生物质燃料近10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20万吨，为农村提供约6万就业岗位、为农民增收约32亿元。

　　环保惠农多赢的清洁能源

　　谈及生物质能的好处，蒋大龙认为其是“所有可再生能源方式中唯一能够实现多赢目的的清洁能源方案”。

　　“首先是保护环境。利用秸秆等农林废弃物为原料发电，解决了秸秆无序焚烧的问题，秸秆发电后的草木灰简易处理后还是高品质的有机肥，可以替代部分化肥，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秸秆变废为宝，成了农民的‘小金库’，稳定持续地为农民增收，每建一家电厂都可以增加当地农民收入7000多万元现金，每家电厂在燃料收储运等环节都可以解决1200至1500个农民工就业。”蒋大龙对记者说。

　　蒋大龙还向记者讲述了集团收购秸秆最少一笔的故事：“一位农村老大姐没钱看病，想着秸秆能卖钱，就背了一捆来电厂试试，那捆秸秆虽然只买了20元钱，是集团最小的一次收购，却解决了大姐的看病挂号问题，很欣慰。”

　　“我们上的项目都是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县域地区。”蒋大龙对记者说。他认为，在贫困地区上生物质能发电项目是最简单适用的惠农和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方式。“生物质能发电质量高、稳定性好，由于秸秆资源充足，机组利用小时数高达7000小时以上，是可再生能源的优质电力。”

　　“我们今年将开工建设的项目之一是河南上蔡，项目投产后将聘用部分艾滋病患者，上蔡县的百姓在就业上受到了多方歧视。上蔡作为农业大县，发展生物质能发电能解决当地很多问题。”蒋大龙对本报记者说。

　　生物质能发电还对农村地区电网平衡和电网安全运行具有积极意义。蒋大龙认为，目前国家进行的农网改造，需要当地稳定的支撑电源。生物质能发电能充当国家电网的“毛细血管”。由于生物质能发电项目都为热电联产项目，能够解决小火电关闭之后县城部分居民供热问题。“在黑龙江国能望奎县电厂，就为近10万居民提供稳定的热源。”

　　确立战略地位还需更多支持

　　2010年7月23日，国家下发了《国家发改委关于完善农林生物质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将全国农林生物质发电执行的上网电价，统一调高为每千瓦时0.75元(含税)，许多生物质能发电企业认为，生物质发电的春天就要来了。

　　随后，2010年8月，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生物质发电项目建设管理的通知》，提出要合理规划生物质能发电厂，保证生物质资源，严格核准生物质能发电项目。目前，国能生物、凯迪电力、中国节能、韶能股份等国内生物质发电企业正加速在全国各地洽谈新的生物质发电项目，但盈利空间、重复建设、争夺燃料、融资困境等问题也一直困扰着生物质能发电产业。

　　针对目前一些生物质能发电企业争相圈地引发了区域性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等问题，蒋大龙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要严把技术门槛，以防引发市场混乱。“希望国家能多扶持龙头企业，形成规模效应和良性循环，使生物质能发电市场的准入门槛和相关标准尽快确立，市场能够健康有序发展。”蒋大龙说。

　　谈及目前发展生物质能发电的燃料收购等一系列管理问题，蒋大龙认为要在农村建立“经纪人体系”，即形成农民将秸秆等燃料就近给经纪人，经纪人待燃料收集上规模后用交通工具运送给电厂。

　　“我们将所有的电厂所在地政府都纳入了国能低碳经济联盟，大家相互支持共同解决问题。生物质能发电是新鲜事物，许多标准在国内还处于空白阶段，我们将在各个项目中总结经验，并一次推动相关标准的制定。”

　　对于目前为0.75元/千瓦时的电价，蒋大龙认为：“电厂收入约60%用于支付农民秸秆款项，如果考虑这部分因素，生物质能发电的实际价格才三毛多。目前我国对生物质能的扶持力度远没有太阳能、风能那么大，在建设、研发、技术改造等方面都没有资金支持，贷款中往往也不含企业技改等方面的资金。国能生物2010年下半年才开始有一点微薄的利润，因为这个产业是基础产业，需要培育，投入比较大，但未来会有比较稳定的盈利。”

　　生物质能源应用路线多样，采用和合理的技术路线和管理模式，完全可以在我国实现产业化和规模化。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石元春曾强烈呼吁：“生物质能源的替代性最强，发电技术条件最成熟，国内企业能制造世界最先进的高温高压生物质锅炉。”“下一步，我们将在秸秆中提取生物质乙醇，待掌握技术后上马生物质乙醇联产项目。”蒋大龙告诉本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