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是解决水电外送难题的根本――专访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
2015-06-08 14:21:51 来源:《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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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18讯:
我国西南水电存在弃水严重、消纳困难的问题已引起政府、媒体的高度关注,政府、企业等各方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促进消纳,可是问题仍未解决,甚至有愈加严重的趋势。2015年3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文》(以下简称9号文),新电改方案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那么,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电改出台新方案的新形势下,解决西南水电的外送问题有什么新的思路?如何应对水电发展新的挑战?我国资深的能源电力专家、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先生对此作出了精彩的阐释。
弃水的根本原因是市场不配套
记者:近年来,我国西南水电大省弃水现象严重,面临本地难消纳、对外送出难的困境,您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韩晓平:根本原因是市场不配套。2014年电源增加速度比较快,而新常态却导致电力需求下降,据国家能源局通报的数据,2014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3.8%,相比年初预计的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0%左右“折速”近一半,电源增速与电力需求增速不配套导致了弃水。还有季节性问题,每年的来水情况不同,像2014年来水偏丰,所以弃水相对比较多。与风电弃风一样,这个问题在于缺乏内部的交易平衡机制(或协调机制)。另外,水电站当初建设的时候库容不够,也是造成弃水的原因之一。因为考虑到成本问题,我国很多流域的水电开发都把龙头电站(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大)的建设排在了流域开发的后面,结果导致前期开发的水电站调节能力差,不能有效错峰。丰水期就得满发,送不出去就要弃水,冬季又不得不依靠火电补充。这是企业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结果。西南地区没有调节能力的小水电站比较多。
建立补偿机制解决外送难题
记者:水电作为清洁、经济的能源,本应大力发展,然而水能资源丰富地区却又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难以就地消纳,需要大范围跨区优化配置,那么,目前存在的外送难题您认为应如何解决?
韩晓平:像这种情况,通过特高压输电是必要的。现在东部地区面临较大的雾霾和节能减排的压力,所以特高压的建设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很有必要。但是目前正是由于外送通道建设滞后,造成水电消纳困难。这其中既有电源电网规划不协调的原因,也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电力企业等利益主体多方博弈的原因。
要从根本上解决弃水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建立一种多能互补机制和发电权补偿交易制度。例如水电有富余电力时可以向火电购买发电权,给予火电厂一定补偿让其减产或停产,从而调节资源配置。目前国家统一的电力控制,不能完全解决各地不同的问题。
同时,要进一步深化电价改革。总体来讲,目前的水电价格比较低,如果采用丰枯电价,而且丰水期和枯水期电价差别比较大的话,发电公司建设水坝的时候就会考虑库容大一些,避过丰水期,在枯水期多发电,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不足。但是现在所谓的标杆电价,或通过审批的电价不能反映价格的合理性。而且这种价格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包括火电等。
加强电力统一规划并有效落实
记者:本世纪初,二滩水电站建成后不久,也曾有过大量弃水窝电的情况,成为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的“导火索”。今昔对比,您认为二者弃水的区别在哪里?
韩晓平:一边弃水一边窝电,包括有些地方拉闸限电,这种供电的不平衡是此次电改9号文特别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和电力规划有关系。比如,东北在电力过剩的情况下,还继续建电厂,最后发出的电输送不出来,能源局说当初就不该建,可是项目又是能源局批的,所以这是政府和央企之间的矛盾外延化造成的。水电目前在集中建设期,集中建设期就应该规划跟进。研究全国电力整体规划时,要把西南的水电放在全国一盘棋上,通盘考虑富余水电外送难题。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问题。9号文提出,新建电厂要落实电力消纳市场。虽然以前建电厂时也要考虑消纳问题,通过国家规划来实现,但规划赶不上变化,基本成了“鬼话”,所以这次电力改革也特别提到规划问题,关键是怎么样让规划更清楚、更有效,能够落到实处。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应对挑战
记者:随着移民补偿及环保费用的不断增长,水电建设成本也愈来愈高,水电的经济性优势在逐渐下降。在电力改革的新形势下,您对水电的未来发展有何建议?
韩晓平:在电力改革新的环境下,水电发展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以前不考虑输电成本问题,现在要考虑。作为清洁电力,水电有时令性,要考虑和天然气的竞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做电力规划时要考虑天然气。比如水电3角5一度电,特高压输电加了2角,再加上配电等,6角一度电,和天然气差不多,而且天然气调节性强,还能用于分布式、热电联供等。所以,中国的煤炭消费可能已经到天花板了,四川、云南的水电很可能完全替代火电。
要加快外送通道建设。东部地区能源需求旺盛才是促进特高压发展的最主要原因。现在全国人均用电一年大概是3900千瓦时,发达国家大概是5500千瓦时,一般的制造业国家人均在7500千瓦时,这就意味着,中国人均起码还要增加3500千瓦时的用电量,这么多用电量从哪儿增加以及如何增加是很现实的问题。
“一带一路”需要我们加大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俄罗斯西伯利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水电资源非常丰富,可以与中国电网相互衔接,互联互通。水电大多都有时令性,丰水期电多,枯水期电少,而中国火电比重大,可以实现相互之间的优化配置,互助互保。
移民补偿的最好办法是让移民持股,这样移民可以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收益,而且可以减轻发电企业一次性支付的成本(分摊在以后的收益中),在后期的运维上也可以得到农民的支持。在广东一些小水电站曾有过这样的尝试,让农民拥有一定的股份以后,农民就种树种草,千方百计进行水土保持,为了保护水电站,农民更有积极性了。这虽然是个例,但是可以作为一种解决的思路来进一步探索。
最大的问题还是电力体制改革。本来应该谁用电谁承担,但是现在都是央企承担,所以地方和用户没有积极性来优化资源配置。
我国西南水电存在弃水严重、消纳困难的问题已引起政府、媒体的高度关注,政府、企业等各方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来促进消纳,可是问题仍未解决,甚至有愈加严重的趋势。2015年3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文》(以下简称9号文),新电改方案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那么,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电改出台新方案的新形势下,解决西南水电的外送问题有什么新的思路?如何应对水电发展新的挑战?我国资深的能源电力专家、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先生对此作出了精彩的阐释。
弃水的根本原因是市场不配套
记者:近年来,我国西南水电大省弃水现象严重,面临本地难消纳、对外送出难的困境,您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韩晓平:根本原因是市场不配套。2014年电源增加速度比较快,而新常态却导致电力需求下降,据国家能源局通报的数据,2014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3.8%,相比年初预计的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7.0%左右“折速”近一半,电源增速与电力需求增速不配套导致了弃水。还有季节性问题,每年的来水情况不同,像2014年来水偏丰,所以弃水相对比较多。与风电弃风一样,这个问题在于缺乏内部的交易平衡机制(或协调机制)。另外,水电站当初建设的时候库容不够,也是造成弃水的原因之一。因为考虑到成本问题,我国很多流域的水电开发都把龙头电站(经济效益低、社会效益大)的建设排在了流域开发的后面,结果导致前期开发的水电站调节能力差,不能有效错峰。丰水期就得满发,送不出去就要弃水,冬季又不得不依靠火电补充。这是企业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结果。西南地区没有调节能力的小水电站比较多。
建立补偿机制解决外送难题
记者:水电作为清洁、经济的能源,本应大力发展,然而水能资源丰富地区却又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难以就地消纳,需要大范围跨区优化配置,那么,目前存在的外送难题您认为应如何解决?
韩晓平:像这种情况,通过特高压输电是必要的。现在东部地区面临较大的雾霾和节能减排的压力,所以特高压的建设对于优化资源配置,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很有必要。但是目前正是由于外送通道建设滞后,造成水电消纳困难。这其中既有电源电网规划不协调的原因,也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电力企业等利益主体多方博弈的原因。
要从根本上解决弃水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建立一种多能互补机制和发电权补偿交易制度。例如水电有富余电力时可以向火电购买发电权,给予火电厂一定补偿让其减产或停产,从而调节资源配置。目前国家统一的电力控制,不能完全解决各地不同的问题。
同时,要进一步深化电价改革。总体来讲,目前的水电价格比较低,如果采用丰枯电价,而且丰水期和枯水期电价差别比较大的话,发电公司建设水坝的时候就会考虑库容大一些,避过丰水期,在枯水期多发电,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不足。但是现在所谓的标杆电价,或通过审批的电价不能反映价格的合理性。而且这种价格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包括火电等。
加强电力统一规划并有效落实
记者:本世纪初,二滩水电站建成后不久,也曾有过大量弃水窝电的情况,成为2002年电力体制改革的“导火索”。今昔对比,您认为二者弃水的区别在哪里?
韩晓平:一边弃水一边窝电,包括有些地方拉闸限电,这种供电的不平衡是此次电改9号文特别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和电力规划有关系。比如,东北在电力过剩的情况下,还继续建电厂,最后发出的电输送不出来,能源局说当初就不该建,可是项目又是能源局批的,所以这是政府和央企之间的矛盾外延化造成的。水电目前在集中建设期,集中建设期就应该规划跟进。研究全国电力整体规划时,要把西南的水电放在全国一盘棋上,通盘考虑富余水电外送难题。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问题。9号文提出,新建电厂要落实电力消纳市场。虽然以前建电厂时也要考虑消纳问题,通过国家规划来实现,但规划赶不上变化,基本成了“鬼话”,所以这次电力改革也特别提到规划问题,关键是怎么样让规划更清楚、更有效,能够落到实处。 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应对挑战
记者:随着移民补偿及环保费用的不断增长,水电建设成本也愈来愈高,水电的经济性优势在逐渐下降。在电力改革的新形势下,您对水电的未来发展有何建议?
韩晓平:在电力改革新的环境下,水电发展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以前不考虑输电成本问题,现在要考虑。作为清洁电力,水电有时令性,要考虑和天然气的竞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做电力规划时要考虑天然气。比如水电3角5一度电,特高压输电加了2角,再加上配电等,6角一度电,和天然气差不多,而且天然气调节性强,还能用于分布式、热电联供等。所以,中国的煤炭消费可能已经到天花板了,四川、云南的水电很可能完全替代火电。
要加快外送通道建设。东部地区能源需求旺盛才是促进特高压发展的最主要原因。现在全国人均用电一年大概是3900千瓦时,发达国家大概是5500千瓦时,一般的制造业国家人均在7500千瓦时,这就意味着,中国人均起码还要增加3500千瓦时的用电量,这么多用电量从哪儿增加以及如何增加是很现实的问题。
“一带一路”需要我们加大资源优化配置的范围,俄罗斯西伯利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水电资源非常丰富,可以与中国电网相互衔接,互联互通。水电大多都有时令性,丰水期电多,枯水期电少,而中国火电比重大,可以实现相互之间的优化配置,互助互保。
移民补偿的最好办法是让移民持股,这样移民可以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收益,而且可以减轻发电企业一次性支付的成本(分摊在以后的收益中),在后期的运维上也可以得到农民的支持。在广东一些小水电站曾有过这样的尝试,让农民拥有一定的股份以后,农民就种树种草,千方百计进行水土保持,为了保护水电站,农民更有积极性了。这虽然是个例,但是可以作为一种解决的思路来进一步探索。
最大的问题还是电力体制改革。本来应该谁用电谁承担,但是现在都是央企承担,所以地方和用户没有积极性来优化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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