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琳委员建言:实施发电优化促进节能减排――访全国政协委员李小琳
2011-03-09 10:27:42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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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18讯: 今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推进传统能源清洁利用。全国政协委员、中电投副总经理、中电国际董事长李小琳在自己之前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传统能源清洁利用的新思路,即在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的同时,注重做好传统电力能源的优化升级,通过实施发电优化,进一步挖掘其节能减排潜力,扭转火电行业政策性亏损局面,恢复火电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该观点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各方关注,本网记者就该问题对李小琳进行了专访,希望能为行业政策和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履行电力行业节能减排使命 要多管齐下不可偏废
记者:“十一五”期间发电企业通过“上大压小”实现节能减排的潜力几乎挖尽,进入“十二五”,发电行业该如何着手实现节能减排呢?
李小琳:发电行业节能减排,关键就是要做好发电优化,包括发电结构优化和发电运行优化。在发电结构优化上,一方面继续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发电,另一方面要着力做好传统能源发电的优化升级。进入“十二五”,发电行业大规模“上大压小”的空间将逐渐缩小,非化石能源发电份额的上升还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所以我们在注重结构优化基础上,要更加注重做好优化发电运行工作。而要做好这方面工作关键在于创新:结构优化依靠的是技术创新,运行优化依靠的是制度创新。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要注意务实,不能一搞结构优化,就恨不得一个五年规划期内就全换成清洁能源了,一搞运行优化就恨不得用一只统一的手将全系统一次性最优化了。要尊重现实、尊重规律。
做好传统电力能源优化升级,尽快扭转火电行业政策性亏损局面,恢复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连续三年的提案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关于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但近来您似乎越来越多地关注传统电力能源的发展问题。
李小琳:新能源产业发展固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新能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依然很低。当前和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技术开发、建造成本、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制约,清洁能源在我国电力能源的比重大幅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构的优化势必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我们应从国家经济发展和电力能源的结构优化大局出发,综合资源禀赋与历史现实因素,进一步正确定位火电的发展。
通过强化政策法律支持、财税、金融等多种方式,从新建和改造等关键环节,加速传统电力能源的技术创新和优化升级,推动传统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务实推进电力能源结构优化和节能减排,保障整个电力能源产业和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
记者:近年来,火电行业连年出现全行业亏损,这是否已经严重影响其优化升级和持续发展,对此您如何看待?
李小琳:火电行业的巨亏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注意。2010年全年火电企业亏损面达到43%,其中第四季度的亏损面高达60%以上。占全国一半发电量的五大发电集团“四盈一亏”,但是,盈利均得益于依靠非火电发电业务和煤炭、金融等非电产业支撑。行业亏损程度呈现继续恶化的趋势,随之而来的潜藏的各种风险加剧,可持续发展能力已近枯竭,对安全保障的资金投入受到严重影响,安全稳定运行的风险持续加大,2010年下半年以来一些地区火电非计划停运次数上升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
对此,我认为应该多管齐下,扭转火电行业政策性亏损局面。包括启动休眠已久的“煤电联动”政策;尽快实施一些操作性强的改革举措,包括前面谈到的发电运行优化,一定程度减轻火电企业经营压力;梳理电价形成机制,逐步解决“市场煤”与“计划电”的历史问题;以提升火电优化能力,促进整体电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实施发电优化蕴藏着巨大的节能减排潜力
记者:您刚才提到发电优化,包括发电结构优化和运行优化,对于结构优化,我们相对比较熟悉,而发电运行优化,这似乎是一个新鲜的说法,能否作进一步的解释?
李小琳:简单地说,发电运行优化就是指将电力需求总盘子,以计划分配或市场配置的手段,完成初始安排之后,由发电企业在企业内部或在企业之间,在符合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前提下,自主实施优化、调整、配置和交易,实现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最少的排放满足相同的电力需求的过程。其实质是从单台机组的优化运行,扩大到尽可能大范围机组的联合优化运行。
发电优化分为内部优化和外部优化,首先进行内部优化,再进行外部优化。对于水电企业,通过实施流域水电站梯级控制和调度可实现内部优化。发电外部优化是在发电企业之间以发电权交易的形式,由高效环保机组替代低效高污染机组发电,由水电、核电等清洁能源机组替代低参数的火电机组发电。根据国家电监会的报告,2009年我国发电权交易规模为1450亿千瓦时,节约标煤1250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3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200万吨。据估算,我国发电权交易的潜在规模应为当前规模的8~10倍。
在我国当前发电安排的模式下,无论是发电内部优化还是外部优化,都蕴藏着巨大的节能减排潜力。有人作过测算,如果以上三种发电优化均能充分开展,以现有的发电规模,可实现年节约标煤至少1亿吨,相当于当前我国能源消耗总量的3%,可为我国实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下降40%~45%的承诺作出15%的贡献。可节约总发电成本700亿元以上,即每度电减少1.75分,可一定程度缓解发电企业经营压力,同时不影响电网企业利益,最终让广大消费者获利。
需要给发电企业进行“制度松绑”
记者:您似乎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具有极大潜力和前景的提高发电效率的蓝图,既然发电运行优化有 如此大的优势,其可操作性如何?
李小琳:实施发电优化,关键在于给予发电企业一定的“制度松绑”,赋予其一定的发电安排自主权,这符合我国电力市场的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可调动多方多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而不只是某一方的积极性;经一些发电企业的模拟试验,技术上没有问题,操作上简单易行,易于推广且不影响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同时体制上容易实现,不推动电价上涨,可实现多方共赢;首先在企业内部调节,易于消化问题不影响社会稳定。
要加速提升清洁能源核心技术创新及应用能力
记者:除了传统能源存在的问题,您觉得当前我国清洁能源领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李小琳:首先,我国清洁能源的发展过度依赖国外,产业安全程度亟待提高。一方面,我国清洁能源的核心技术和主要销售依赖国外市场。另一方面,清洁能源在大规模发展的同时,安全体系建设、专业人才储备以及与传统能源系统之间的协调优化等相关配套管理却严重落后,给清洁能源整个产业安全造成了潜在风险。特别是由于核电国家规划目标的提高,多个内陆省区纷纷提出了本地的核电大幅规划,一个省甚至出现十几个核电项目的规划。一旦在核 安全方面出现问题,将会造成不可预估的灾害。
其次,我国清洁新型能源的应用效率偏低,未创造出相应的产业价值。这种应用效率的偏低,一方面是由于清洁能源发电机组的单机功率偏低,转换效率偏低,而且整机系统质量稳定性差,相关技术检测、售后检修等非常不完善,清洁能源发电运行的可靠性受到很大影响。
另一方面是,由于发电配套设施的规划建设落后,无法接入当地电网系统、参与远程供电,而且也缺乏相应的储能系统,无法就地消化,“发得出电”,但“送不出电”,也“用不了电”。
此外,我国清洁能源在运行和设备生产过程中本身潜在的“污染问题”应受到重视,生态环保成本与代价需要慎重计算。
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清洁能源技术创新规划,提高核心关键技术的创新力度
记者:既然清洁能源存在诸多问题,如果让您给清洁能源“问诊把脉”,您会如何开药方?
李小琳:我认为,我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根据国情和资源条件,加大产业管理协调和资金人才等投入力度,在核心技术及应用上加速推进。具体而言,首先要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清洁能源技术创新规划,提高我国在一些核心关键技术的创新力度,包括设立清洁能源的国家公共研发中心、测试中心及产业科技园,实现产学研有效衔接,保证我国在清洁能源竞争领域的战略制高点。其次,要使用多种优惠措施,鼓励企业积极加大技术创新,包括以技术为重点的财政补贴、优惠贷款、税收减免等。另外,严格实施清洁能源领域的环保和技术准入标准,并扩大完善清洁能源生产、应用的环保生态监测系统。第三,在制定清洁能源项目规划的同时,要出台具体应用的有关指导意见。加大对提高清洁能源应用效率的有关研究,在大规模建设清洁能源的同时,从并网配套建设、储能应用、调峰分布式电源建设等多个方面,最大化清洁能源的利用效率。最后,要构建我国清洁能源的产业集群,培育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多个行业相互融合、众多类型机构相互联结的共生体,涵盖竞争企业、供应商、中介机构、用户等,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到清洁能源的发展中。
履行电力行业节能减排使命 要多管齐下不可偏废
记者:“十一五”期间发电企业通过“上大压小”实现节能减排的潜力几乎挖尽,进入“十二五”,发电行业该如何着手实现节能减排呢?
李小琳:发电行业节能减排,关键就是要做好发电优化,包括发电结构优化和发电运行优化。在发电结构优化上,一方面继续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发电,另一方面要着力做好传统能源发电的优化升级。进入“十二五”,发电行业大规模“上大压小”的空间将逐渐缩小,非化石能源发电份额的上升还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所以我们在注重结构优化基础上,要更加注重做好优化发电运行工作。而要做好这方面工作关键在于创新:结构优化依靠的是技术创新,运行优化依靠的是制度创新。当然在实际操作中要注意务实,不能一搞结构优化,就恨不得一个五年规划期内就全换成清洁能源了,一搞运行优化就恨不得用一只统一的手将全系统一次性最优化了。要尊重现实、尊重规律。
做好传统电力能源优化升级,尽快扭转火电行业政策性亏损局面,恢复其可持续发展能力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连续三年的提案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关于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的,但近来您似乎越来越多地关注传统电力能源的发展问题。
李小琳:新能源产业发展固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新能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依然很低。当前和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技术开发、建造成本、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制约,清洁能源在我国电力能源的比重大幅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结构的优化势必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我们应从国家经济发展和电力能源的结构优化大局出发,综合资源禀赋与历史现实因素,进一步正确定位火电的发展。
通过强化政策法律支持、财税、金融等多种方式,从新建和改造等关键环节,加速传统电力能源的技术创新和优化升级,推动传统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务实推进电力能源结构优化和节能减排,保障整个电力能源产业和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
记者:近年来,火电行业连年出现全行业亏损,这是否已经严重影响其优化升级和持续发展,对此您如何看待?
李小琳:火电行业的巨亏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注意。2010年全年火电企业亏损面达到43%,其中第四季度的亏损面高达60%以上。占全国一半发电量的五大发电集团“四盈一亏”,但是,盈利均得益于依靠非火电发电业务和煤炭、金融等非电产业支撑。行业亏损程度呈现继续恶化的趋势,随之而来的潜藏的各种风险加剧,可持续发展能力已近枯竭,对安全保障的资金投入受到严重影响,安全稳定运行的风险持续加大,2010年下半年以来一些地区火电非计划停运次数上升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
对此,我认为应该多管齐下,扭转火电行业政策性亏损局面。包括启动休眠已久的“煤电联动”政策;尽快实施一些操作性强的改革举措,包括前面谈到的发电运行优化,一定程度减轻火电企业经营压力;梳理电价形成机制,逐步解决“市场煤”与“计划电”的历史问题;以提升火电优化能力,促进整体电力能源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实施发电优化蕴藏着巨大的节能减排潜力
记者:您刚才提到发电优化,包括发电结构优化和运行优化,对于结构优化,我们相对比较熟悉,而发电运行优化,这似乎是一个新鲜的说法,能否作进一步的解释?
李小琳:简单地说,发电运行优化就是指将电力需求总盘子,以计划分配或市场配置的手段,完成初始安排之后,由发电企业在企业内部或在企业之间,在符合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前提下,自主实施优化、调整、配置和交易,实现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和最少的排放满足相同的电力需求的过程。其实质是从单台机组的优化运行,扩大到尽可能大范围机组的联合优化运行。
发电优化分为内部优化和外部优化,首先进行内部优化,再进行外部优化。对于水电企业,通过实施流域水电站梯级控制和调度可实现内部优化。发电外部优化是在发电企业之间以发电权交易的形式,由高效环保机组替代低效高污染机组发电,由水电、核电等清洁能源机组替代低参数的火电机组发电。根据国家电监会的报告,2009年我国发电权交易规模为1450亿千瓦时,节约标煤1250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3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200万吨。据估算,我国发电权交易的潜在规模应为当前规模的8~10倍。
在我国当前发电安排的模式下,无论是发电内部优化还是外部优化,都蕴藏着巨大的节能减排潜力。有人作过测算,如果以上三种发电优化均能充分开展,以现有的发电规模,可实现年节约标煤至少1亿吨,相当于当前我国能源消耗总量的3%,可为我国实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下降40%~45%的承诺作出15%的贡献。可节约总发电成本700亿元以上,即每度电减少1.75分,可一定程度缓解发电企业经营压力,同时不影响电网企业利益,最终让广大消费者获利。
需要给发电企业进行“制度松绑”
记者:您似乎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具有极大潜力和前景的提高发电效率的蓝图,既然发电运行优化有 如此大的优势,其可操作性如何?
李小琳:实施发电优化,关键在于给予发电企业一定的“制度松绑”,赋予其一定的发电安排自主权,这符合我国电力市场的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可调动多方多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而不只是某一方的积极性;经一些发电企业的模拟试验,技术上没有问题,操作上简单易行,易于推广且不影响电力系统安全稳定;同时体制上容易实现,不推动电价上涨,可实现多方共赢;首先在企业内部调节,易于消化问题不影响社会稳定。
要加速提升清洁能源核心技术创新及应用能力
记者:除了传统能源存在的问题,您觉得当前我国清洁能源领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李小琳:首先,我国清洁能源的发展过度依赖国外,产业安全程度亟待提高。一方面,我国清洁能源的核心技术和主要销售依赖国外市场。另一方面,清洁能源在大规模发展的同时,安全体系建设、专业人才储备以及与传统能源系统之间的协调优化等相关配套管理却严重落后,给清洁能源整个产业安全造成了潜在风险。特别是由于核电国家规划目标的提高,多个内陆省区纷纷提出了本地的核电大幅规划,一个省甚至出现十几个核电项目的规划。一旦在核 安全方面出现问题,将会造成不可预估的灾害。
其次,我国清洁新型能源的应用效率偏低,未创造出相应的产业价值。这种应用效率的偏低,一方面是由于清洁能源发电机组的单机功率偏低,转换效率偏低,而且整机系统质量稳定性差,相关技术检测、售后检修等非常不完善,清洁能源发电运行的可靠性受到很大影响。
另一方面是,由于发电配套设施的规划建设落后,无法接入当地电网系统、参与远程供电,而且也缺乏相应的储能系统,无法就地消化,“发得出电”,但“送不出电”,也“用不了电”。
此外,我国清洁能源在运行和设备生产过程中本身潜在的“污染问题”应受到重视,生态环保成本与代价需要慎重计算。
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清洁能源技术创新规划,提高核心关键技术的创新力度
记者:既然清洁能源存在诸多问题,如果让您给清洁能源“问诊把脉”,您会如何开药方?
李小琳:我认为,我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根据国情和资源条件,加大产业管理协调和资金人才等投入力度,在核心技术及应用上加速推进。具体而言,首先要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清洁能源技术创新规划,提高我国在一些核心关键技术的创新力度,包括设立清洁能源的国家公共研发中心、测试中心及产业科技园,实现产学研有效衔接,保证我国在清洁能源竞争领域的战略制高点。其次,要使用多种优惠措施,鼓励企业积极加大技术创新,包括以技术为重点的财政补贴、优惠贷款、税收减免等。另外,严格实施清洁能源领域的环保和技术准入标准,并扩大完善清洁能源生产、应用的环保生态监测系统。第三,在制定清洁能源项目规划的同时,要出台具体应用的有关指导意见。加大对提高清洁能源应用效率的有关研究,在大规模建设清洁能源的同时,从并网配套建设、储能应用、调峰分布式电源建设等多个方面,最大化清洁能源的利用效率。最后,要构建我国清洁能源的产业集群,培育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多个行业相互融合、众多类型机构相互联结的共生体,涵盖竞争企业、供应商、中介机构、用户等,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到清洁能源的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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