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管理:在不断探索中前行――访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董小君
2008-05-13 10:12:47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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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18讯: 能源管理改革,是近一时期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因为,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以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着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目前,我国的能源产量跃居世界前列,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要。与此同时,能源工业也成为我国工业部门中效益最好、发展速度最快的行业之一。但是,能源行业也存在着许多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比如能源管理、资源结构等。为此,记者邀请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董小君,结合新设立的能源管理机构,谈一谈中国与国外能源管理模式目标的相似和差异。
记者:一般来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探索出适合自己国情的能源管理模式,比如有国家高级别的集中管理模式,有高级别的分散管理模式,有低级别的集中管理模式,也有低级别、分散的管理模式。您能先否回顾一下中国能源管理的模式变化?
董小君:建国以来,我国在能源管理体制方面作了大量艰苦的探索,共进行了16次变动。其中11次发生在计划经济体制时,5次发生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时期。改革开放20多年来,能源管理体系多次改革。改革开放时能源产业有四大部门:石油部、煤炭部、核工业部和电力部。1980 年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两年后撤销。1988 年石油部、煤炭部、核工业部变为三家总公司,其政府职能加上电力行业成立能源部。1993年撤销能源部,成立煤炭部。1998年煤炭部降格为煤炭工业局。2001年撤销煤炭工业局。
但是,在几次能源管理体制改革,都没有触及到宏观的高层次的能源管理体制问题的要害。由于决策者把能源工业等同于其他的加工工业或制造业,没有认识到能源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我国的能源管理不但没有强化反而被削弱。由此导致我国能源供需和能源发展中出现一系列问题。现行的能源管理体制已严重不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总的看,中国现有的管理模式:多头低效率的分散管理。
温家宝总理在关于国务院机构设置的说明中指出,能源关系国民经济、关系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为加强能源战略决策和统筹协调,方案提出设立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负责研究拟定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审议能源安全和能源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这将是中国能源管理改革的一个良好开端。
记者:能源产业既涉及到石油、天然气等国家短缺战略物资,又涉及到煤炭、电力等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同时,能源内部各行业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很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是不意味着,能源产业需要国家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战略管理和统筹协调?
董小君:从根本上讲,能源管理是一个宏观问题,它离不开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国家投资政策、价格杠杆等宏观政策和手段的综合运用。但我国目前的能源管理呈多部门分散态势,煤、电、油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的管理职能分散在十来个部门,没有一个集中的能源主管部门,这种模式与我国的能源供应、储备和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是不相适应的。从现实情况来看,这种多头管理,造成运行成本过高,宏观调控乏力。
国内能源供应近年来多次出现大起大落,从2003年开始,出现了长三角的“电荒”,东北、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的“煤荒”与“油荒”;2004年,由于国际原油价格的一路攀升,国内成品油价格不断上调,各地区又频频出现拉闸限电的情况, 煤炭供应相应告急,都与政府能源宏观调控手段乏力有关。由于没有能源方面的综合管理部门,中国在国际能源合作中缺少话语权。如中国无法很好地开展与俄罗斯在能源政策方面的对话,没有合适的官员参加国际能源论坛与石油生产国、消费国展开对话等,错过了很多国际合作的机会。
记者:有研究表明,世界各国能源产业战略管理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比如从煤炭到石油、节能与能源需求多元化、重视环保与效率、能源背后的文明冲突等。中国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能源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我国采取什么样的能源管理机构,是不是可以参考能源生产、消费大国以及转型国家的成功管理模式?
董小君:这一点很重要。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把国外能源管理的经营和模式,照抄照搬,但是的的确确可以从其他国家的成功探索中,汲取许多丰富的营养。从能源生产和消费规模看,我国能源管理体制与美国、加拿大的集中管理体制具有可比性。美国既是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又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据《世界矿产资源年评2002-2003》报道,美国2002年共消费石油8.94 亿吨,占世界石油总消费量的25.4%。美国的石油进口量占美国石油总需求的58%。其中约2/5的石油来自欧佩克国家,1/5来自波斯湾地区。
加拿大是世界上第八大石油生产国和第三大天然气生产国,随着加拿大油砂矿领域开采活动的不断增加,有望到2015年成为仅次于俄罗斯、沙特和美国的第四大石油生产国。加拿大能源在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2005年,加拿大能源业产值为643亿加元,占加拿大GDP的6%;能源出口800亿加元,占出口总值的19%;能源贸易顺差46
记者:一般来说,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探索出适合自己国情的能源管理模式,比如有国家高级别的集中管理模式,有高级别的分散管理模式,有低级别的集中管理模式,也有低级别、分散的管理模式。您能先否回顾一下中国能源管理的模式变化?
董小君:建国以来,我国在能源管理体制方面作了大量艰苦的探索,共进行了16次变动。其中11次发生在计划经济体制时,5次发生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时期。改革开放20多年来,能源管理体系多次改革。改革开放时能源产业有四大部门:石油部、煤炭部、核工业部和电力部。1980 年成立国家能源委员会,两年后撤销。1988 年石油部、煤炭部、核工业部变为三家总公司,其政府职能加上电力行业成立能源部。1993年撤销能源部,成立煤炭部。1998年煤炭部降格为煤炭工业局。2001年撤销煤炭工业局。
但是,在几次能源管理体制改革,都没有触及到宏观的高层次的能源管理体制问题的要害。由于决策者把能源工业等同于其他的加工工业或制造业,没有认识到能源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我国的能源管理不但没有强化反而被削弱。由此导致我国能源供需和能源发展中出现一系列问题。现行的能源管理体制已严重不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总的看,中国现有的管理模式:多头低效率的分散管理。
温家宝总理在关于国务院机构设置的说明中指出,能源关系国民经济、关系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为加强能源战略决策和统筹协调,方案提出设立高层次的议事协调机构――国家能源委员会,负责研究拟定国家能源发展战略,审议能源安全和能源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这将是中国能源管理改革的一个良好开端。
记者:能源产业既涉及到石油、天然气等国家短缺战略物资,又涉及到煤炭、电力等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同时,能源内部各行业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很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是不意味着,能源产业需要国家在宏观层面上进行战略管理和统筹协调?
董小君:从根本上讲,能源管理是一个宏观问题,它离不开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国家投资政策、价格杠杆等宏观政策和手段的综合运用。但我国目前的能源管理呈多部门分散态势,煤、电、油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的管理职能分散在十来个部门,没有一个集中的能源主管部门,这种模式与我国的能源供应、储备和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是不相适应的。从现实情况来看,这种多头管理,造成运行成本过高,宏观调控乏力。
国内能源供应近年来多次出现大起大落,从2003年开始,出现了长三角的“电荒”,东北、华东、华南、西南等地区的“煤荒”与“油荒”;2004年,由于国际原油价格的一路攀升,国内成品油价格不断上调,各地区又频频出现拉闸限电的情况, 煤炭供应相应告急,都与政府能源宏观调控手段乏力有关。由于没有能源方面的综合管理部门,中国在国际能源合作中缺少话语权。如中国无法很好地开展与俄罗斯在能源政策方面的对话,没有合适的官员参加国际能源论坛与石油生产国、消费国展开对话等,错过了很多国际合作的机会。
记者:有研究表明,世界各国能源产业战略管理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比如从煤炭到石油、节能与能源需求多元化、重视环保与效率、能源背后的文明冲突等。中国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能源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我国采取什么样的能源管理机构,是不是可以参考能源生产、消费大国以及转型国家的成功管理模式?
董小君:这一点很重要。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把国外能源管理的经营和模式,照抄照搬,但是的的确确可以从其他国家的成功探索中,汲取许多丰富的营养。从能源生产和消费规模看,我国能源管理体制与美国、加拿大的集中管理体制具有可比性。美国既是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又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据《世界矿产资源年评2002-2003》报道,美国2002年共消费石油8.94 亿吨,占世界石油总消费量的25.4%。美国的石油进口量占美国石油总需求的58%。其中约2/5的石油来自欧佩克国家,1/5来自波斯湾地区。
加拿大是世界上第八大石油生产国和第三大天然气生产国,随着加拿大油砂矿领域开采活动的不断增加,有望到2015年成为仅次于俄罗斯、沙特和美国的第四大石油生产国。加拿大能源在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2005年,加拿大能源业产值为643亿加元,占加拿大GDP的6%;能源出口800亿加元,占出口总值的19%;能源贸易顺差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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