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中寻找出路――与张驰、朱成章对话电力市场化改革

电力18讯：    本网记者　陆文辉　刘启明


叶四清 摄

　　两年前，通过电力专家朱成章先生的引荐，我们结识了当时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任能源问题研究员的张驰先生。我们曾参加过不少国际研讨会，发现人们交流时常会出现国内国外“两张皮”的现象，即国外专家不了解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只能单方面介绍国外的做法，对有关提问也常常是所答非所问。而张驰研究的最大特点就是能够将国内国外情况做到有机结合，有的放矢，成功地做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或许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去年本报以专访形式发表了张驰先生关于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观点后，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随着张驰先生近期回国工作，我们终于有机会邀请张驰和朱成章两位电力专家坐在一起，就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这一话题展开面对面的讨论。通过他们各自意见的切磋，或许可以窥见目前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也希望藉此澄清一些疑问，引发各界对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更多的关注。

    电力体制改革进入闯关阶段

　　记者：最近有人撰文提出，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而此前大多数观点认为，２００３年底进行的这场以厂网分开为标志的电力体制改革取得了积极成果，比如电源投资者积极性增强、竞争意识增强、电源成本降低等。究竟应如何评价这场中国电力史上最大的改革？

　　张驰：我认为目前评判改革是否成功为时尚早。市场化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应该看是否建立了一种有效的市场机制，是否真正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有效地平衡供给。如果仅仅因为这次改革促进了电源发展，就认为是成功的，我认为也不正确。我觉得关于电力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的说法，起码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电力市场化改革难度很大。

　　朱成章：改革路径的确定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的电力体制改革收效好些，发展中国家还未见成功的范例。改革才刚刚开始，还需要艰苦的努力，现在就断言改革不成功，给改革“泼凉水”，恐怕也是不妥当的。

　　记者：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在目标上就明显不同于西方，具有多重性特点：除提高效率外，还要吸引投资促进发展，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安全质量、降低成本和电价等等。多重性目标对中国电力体制改革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驰：改革模式的设计应该对症下药。西方电力市场竞争模型符合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和改革目标，比如供电容量比较富余，供电成本较高，需要通过改革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电价。在这场改革中谁是最大的推动力？主要是大用户，而不是政府和老百姓。

　　中国电力改革的目的要复杂得多，最主要的目标是要完成电力工业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我观察，国内最初选择市场竞争模式，主要原因是当时电力改革苦于摸着石头过河，加之二滩事件促使政府下决心破除电力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而当时国外正在流行的市场竞争模式恰好有打破垄断的内容，可以借用。电力改革是必然的，但选择市场竞争这种模式，有当时的因素影响。

　　中国电力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与西方国家不同，单靠模仿西方模型是难以解决自身问题的。建立电力市场、引入竞争只是手段，根本目的是要保证供电的安全充足，且价格合理。如果改革后依然没有成本竞争，投融资机制依然不完全，市场波动比以前还大，就很难说采用这种模式是成功的。

　　当然，引入竞争模型并非错误，可以将其作为长远目标，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分阶段推进。中国电力改革与西方电力改革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还未建立起包括金融市场机制在内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另外，中西方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西方国家电力改革前电力已是成熟产业。而中国电力工业目前还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并面临着加快技术进步、加强输配电网建设等任务。中国的电力改革跨越了西方七八十年市场监管保障大规模投资的发展阶段。

　　朱成章：应该看到，中国电力改革出现的许多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电力改革的共性问题。要实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有效的电力市场竞争两个目标，一步到位难度很大，可以考虑分步走。首先要实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否则电力市场竞争难度很大。比如，电力企业为增强竞争力进行减人增效，而若没有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就会出现失业问题。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也是关系电力改革的重要外部因素。从电力行业内部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决定了市场竞争主体的确立，现有电价体系存在的严重交叉补贴问题也影响了价格信号的准确性，政府核准电力项目的投资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电力供需的周期性波动。

　　加州危机后，世界银行报告认为，建立竞争性电力市场要具备四个条件：一是电力要相对富余，二是电价要高于成本，三是用电覆盖面要广，四是监管要有公誉度。我认为，在我国，还要加上两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