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的历史文化起源与异议

电力18讯：    作为当今时代共产党人，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仍然需要我们始终永葆属于时代共产党人所应有的人本思想，“要坚持与社会进步和时代要求相一致的以人为本，适时从思想上制度上破除背离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人民网《与时俱进　破除背离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这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结果。是和马克斯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继续发展的科学理论。‘以人为本’，使‘为人民服务’，更人性化、更科学化、更具体化，内容更丰富、含义更深远。”（人民网《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在发展》）。因此，我们不可以将今天我党倡导的“以人为本”去刻舟求剑、去对号入座、去墨守成规，特别是将某一特定（中国）历史环境的‘以人为本’去对号入座，这样，我们才不会形成所谓“窝里斗”的局面。也正如新华网刊登的《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一文中指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与“为人民服务”、“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等执政为民的理念是一致的，并且随着时代变化呈现出新的特色；而就拿笔者以下要提到的“九合诸侯”、“号令天下”、“霸主”等来说，如果我们可以换一种思维方式去理解、感受：它其实就相当于当今的美国去“号令北约”，这样不是更好吗？
   我们今天都耳熟能详的“以人为本”，不少人、包括西方学者均认为最早起源于14―16世纪的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其实不然。确切而完整地道出‘以人为本’四个字，最早起源于我国古代春秋时期齐国的一代名相管仲（前725年前后―前645年）的论断。管仲是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杰出政治家、思想家。后来在西汉时期编成、汇辑管仲众多思想观点的《管子》一书有这样记载：“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又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在此之后的差不多200多年，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公元前490421）出生，才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其著名的抽象论断是：“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的惊讶，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再在此之后的差不多600多年，中国历史进入了人才辈出的三国时期，在《三国演义》中便记载了蜀汉开国皇帝、政治家刘备的论断：“夫成大事者，当以人为本。”此外，还有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儒家所倡导的“仁”爱、“仁”政和墨家所推崇的“兼爱”、“非攻”等等，均是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直接而又具体地阐述的要把人或民当作一种根本思想的重要性；也包括孟子所提出的“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更是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作为培养、树立个人自我正确素养、格局也要遵循和秉持“以人为本”这样的一种人本思想的重要性。仅此，即便是确切地从哲学思考范畴提出‘以人为本’四个字的，从中国春秋时期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已是差不多2000多年，也即是说，确切提出‘以人为本’此四个字，中国要比西方早至少2000年！

   作为我国春秋时期的一代名相管仲，即是成语“管鲍之交”历史典故中的主人翁。而管鲍之交又为什么会成为历史上的交友典范呢？来自浙江师范大学的董平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讲述《名相管仲》时对此的解释是：管鲍之交，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深厚友情，更是包含着以公义、公利为基础的君子之交。因为事实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能够发现人才，能够举荐人才，不嫉不妒，不仅是生活的美德，而且是生活的智慧。”所以后来的著名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天下不多管仲之才，而多鲍叔牙之能知人也。”从这些方面来说，正确秉持“以人为本”这一思想，仍然可以使我们去“以人为本”地正确理解和看待“管鲍之交”，进而去正确树立自我日常交友方面的一种人性化准则。

    不仅如此，回顾我国春秋时期的一代霸主齐桓公40多年的称霸历程，当初向齐桓公射下一箭的管仲，因为好友鲍叔牙的大力推荐和无私让位，不仅没有受到齐桓公的任何处罚，反而被推上了齐国的相位，使管仲得到了一个社会改革的舞台，从而大力推动齐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改革，短短几年便使齐国国富民强，彻底改变了齐国的形象，使齐国亮剑诸侯、使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的第一位霸主而号令天下。而众多史学家又认为，如果没有名相管仲，就不会有齐桓公的霸业，而没有齐桓公，就不会有管仲的成就；也正因为齐桓公目光远大，心胸开阔，才任命与自己有着“一箭之仇”的管仲为相，才会容忍管仲的不作为与指责。君臣二人相辅相成，相互依存，成为历史上君臣关系的典范之一；也正因为管仲的深谋远虑，锐意改革，才使齐国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壮大之路。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在此之后产生的“先秦诸子”中的法家思想，其“祖师爷”应该是管仲，因为管仲无疑是以一种与时俱进的改革者的精神，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与实践，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然而，也正如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改革人物一样，后代对其所得到的评价也是各不相同的，因为人们从各自的时代环境、政治观点、价值观念等出发，对管仲同样是作出了非常不同的评价。作为世界第一个提出‘以人为本’四个字的中国春秋时期一代名相管仲死后差不多100多年，同样是作为中国一代至圣先哲（师）、当今世界文化名人的孔子出生，所以当孔子带着其弟子们在“课堂讨论”的时候，其中也就不可避免地谈到了管仲是否可以作为一名“仁”人义士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孔门弟子当中，它仍然是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而十分值得我们今人欣慰的是，作为当今全人类均非常景仰的中国至圣先哲孔子，其对管仲的评价也是十分中肯的。

    孔门弟子中的子路就对孔子说：“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论语-宪问》）。什么意思呢？在子路看来，公子纠被杀，召忽（即公子纠的另一位老师）为之殉难，那是忠诚义士，而管仲却苟且偷生。试问：（管仲）这还是一位“仁”人吗？而孔门弟子中的子贡也说了同样意思的话：“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同上）。按照子贡的观点：管仲他根本就不是一位“仁”人，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也为之殉难，而管仲不去殉难也就罢了，结果还去当了齐桓公的宰相，这样的人不仅不是一个“仁”人，而且连人格都已经是成极大问题的了。

    那么，先师孔子又是如何回答其二位弟子的呢？他对子路的回答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就是说，齐桓公九次号令诸侯，而且还是在没有动用任何武力这样的情况下去实现，这是管仲的智慧和功劳，因此说管仲做到了这样的成就，那就是“仁”的，且还是用了两个：“如其仁，如其仁。”而对子贡的回答是：“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这里的“沟渎”一词，先师孔子起用于《易经•说卦传》，它含有在“困井”中这样的一种处境、一层含义。）意思是说，管仲做桓公的宰相，协助桓公称霸诸侯，统一和匡正了天下，我们到了今天，仍然还在感受到、享受着管仲所带来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已沦是落到外族野蛮人的统治之下了，且还是披头散发、穿着左开襟衣服的人。象管仲这样的人，又岂能像普通无名小辈那样拘于小节，进而闷闷不乐地自杀于自己所处的“困井”里而无人知晓呢？......。

    我们站在今天看古人、看历史，仍然须要以人为本。毕竟，在差不多100多年后已然是“化为灰烬”的管仲，在至圣先哲孔子这里，他显然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而“民到于今受其赐”，这无疑是一种大功大德的赞誉；相反，象管仲这样的人，若是拘于小节而在困境中自杀了，那他就是不“仁”的、“不负责任”的；而作为致力于“以‘仁’为本”的先哲孔子思想这里，它与‘以人为本’的管仲思想及其所取得的成就，不仅不存在排斥、干扰，而且仍然是相通的，也正如至圣先哲孔子所指出的那样：――“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仁者，人也。”

   诚然，“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站在当今人类历史的特殊发展时期里，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前沿中的伟大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当今我党全面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并取得伟大成就的今天，我们可以从作为世界第一位‘以人为本’的管仲在齐国的政治实践中、从作为当今世界文化名人的中国至圣先师孔子在其对管仲的评价中、从中国历史各阶段发展的经验教训中，仍然可以获得某种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