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石瑞芳
大师出生于1932年,已届耄耋之年。
而今,大师仍在工作。
在西安城南西北水电大厦,经常会看到他的身影,步履稳健,和蔼慈祥,精神矍铄。
有晚辈后生找大师请教或者聊一些过去的事,那几十分钟或者几个小时,足以回味很久很久。
无论晦涩的专业技术,还是过往旧事、人生哲理,听大师娓娓道来,总是那样如沐春风,醍醐灌顶。
“只要我活着,工程出问题我负责!”
新中国成立伊始,随着黄河流域的规划整治工作被提上日程,黄河也成为了我国最早的水电开发流域之一。1955年,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议》,决定在黄河上修建大型水利枢纽。1958年,刘家峡和盐锅峡同时开工,拉开了黄河流域改天换地的序幕。
那时,大师还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工程师,被称为“石工”。
刘家峡水电站,是第一座完全由我国自主设计、施工、建设的百万千瓦以上水电工程,它位于黄河上游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永靖县刘家峡镇,曾被誉为“黄河明珠”。1953-1957年,新中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156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近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这156项工业项目一大半分布在了自然资源丰富又远离沿海的中西部地区,刘家峡水电站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给这些工业项目提供电力支撑。
工程伊始,完全按照苏联专家意见,初设并未考虑黄河泥沙含量高的特点,水电站遇到的第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坝内排沙通道的设置。时值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陆续撤出中国,泥沙沉积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解决,这是刘家峡工程设计者们面临的第一个难题,“石工”是水工组组长,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为了找到解决途径,他多方请教技术专家,并夜以继日地查资料、做实验,反复研究三门峡因泥沙问题导致出现严重后果的经验教训,与同事们共同商讨对策,最终提出了可行性方案,即在坝内专门设置排沙底孔,以使沉积的泥沙能够随着水流及时排走。以后多年的运行实践,证明了该方案的可靠。
泥沙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接踵而来。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开始,刘家峡不可避免地受到左倾冒进思想的影响,工程建设脱离了中国水电站建设的实际,工程质量连续出现问题。工程建设不得不缓建、暂停。历时三年排查问题,好不容易工程渐入正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石工”被扣上了“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帽子,关进了牛棚。“工宣队”进驻现场工程设计组后,肆意修改设计意图,取消了溢洪道底板止水和排水。毫无科学根据的瞎指挥,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直至兰州军区接管,危局才得到控制,大师和其他设计人员回到岗位后,恢复之前的设计重新施工建设。
在修复溢洪道底板工程时,水电部一位领导问“石工”:若按原设计,溢洪道会不会再出问题?“石工”肯定地回答:不会!只要我活着,工程出问题就由我负责!
1974年12月,命运多舛的刘家峡水电站建成并蓄水发电。这座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自行施工的百万千瓦级水电站,成为我国水电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在当时创造出多项全国第一,填补了我国多项技术空白。如今,被评为建国60年“百项重大经典建设工程”的刘家峡水电站,依然是西北电网重要的调峰调频电源,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刘家峡水电站蓄水发电第二年,大师被调到了安康水电站,负责电站的设计工作。安康水电站是当时的国家重点工程,在安康的十年间,石瑞芳住工地、搞勘察,与设计人员和工人同吃同住,克服了一道道技术难关。1980年,工程总体设计全部完成并开工建设。1995年获得“国家优秀设计金奖”殊荣。
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其著作《李鹏日记》中,曾专门讲述过一段“龙羊峡抗洪抢险”的故事。1981年9月初,持续的降雨导致龙羊峡出现200年一遇的洪水,下游几个省数百万人民群众的安危系于一线,时任电力部部长的李鹏飞赴龙羊峡现场指挥抗洪抢险。
大雨如注,日夜不停,龙羊峡库区水位一次次威胁警戒线。上游围堰一米两米的加高,眼看再无加高的可能,水位却还在上涨,要命的是上游水文站流量和入库水位对不上,哪里出了问题?大师紧锁眉头,经过比对、思考,豁然开朗,库底空隙率!加上这个参数计算基本吻合,再根据天气等诸多因素,可以确定最高水位。大师向李鹏等一行汇报,围堰可以不用加高。严谨缜密的计算和理论依据,为抗洪抢险方案的调整提供了最核心的支撑。
李鹏在日记中写道:“中央对这次防汛很关心,很满意,小平同志亲自过问过。”
1980年,大师担任西北勘测设计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主持黄河上最大水库——龙羊峡水电站的设计,该设计再获“国家优秀设计金奖”。 龙羊峡作为黄河上游的龙头电站,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国内水电工程的高端水平,以其大坝最高(178米)、水库库容最大(247亿立方米)和发电机组单机容量最大(32万千瓦)享誉海内外。
升任院长后,大师又主持完成了黄河上游梯级规划和黄河上游拉西瓦、李家峡、公伯峡、积石峡和黑山峡等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初步设计或可行性研究报告。1992年退休后,大师被三峡工程总公司聘为大坝专家组成员和电站厂房专家组组长,并就三峡工程的电站厂房建设撰写了多篇专业论文,为中国的水电站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国家需要就是你的前途”
新中国成立第二年,18岁的石瑞芳在上海交大开始了水利专业的学习。抗美援朝的隆隆炮声让年轻的石瑞芳热血沸腾,报名参军,报效国家!第一年报名,未批。第二年再报,还未批。因是家中长子,且当时家中只有一个男孩,学校按照“独生子”对待,不予批准。这让石瑞芳很想不通,而后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石瑞芳逐渐确立了这样的认识和信念:国家需要就是你的方向,你的前途。
1952年,国家对大专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将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四所重点大学的水利专业学生和教师全部集中到南京,成立了专业的水利学院——华东水利学院。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建设急需人才,国家规定49年、50年大学生全部要在53年毕业,这意味着石瑞芳要用三年的时间修完本来需要四年才能完成的课程,当时学习任务很繁重,暑假和寒假都只休息一周时间,其余时间全部用来赶课。1953年夏天,他顺利毕业,从此开始了他的水电设计生涯。
大师常谦虚地说:“我不太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不想渲染我自己。因为所做出的成绩都是同事们一起努力的结果,我只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在介绍过往时,大师始终把集体和同事们的辛勤工作放在首位,并一再强调,大型水电站的设计主要靠集体的操作和配合,不是靠某一个或者几个人就能够完成的。因为它涉及水文、水工、地质、水资源、建筑、机电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要和各专业人员配合、集思广益,才能为设计的成功创造一个充分的条件。“这么多年以来,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个作为水电设计者应做的事情,国家给我的那么多荣誉,其实就是给我们这个集体的荣誉,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除了集体的力量,水电站的勘测设计还离不开国家建设的大环境。大师认为自己能参与到国家大型水电站的建设中,正是因为遇上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设大发展时期。
做院长期间,由于院里人员过多,负担过重影响未来发展,大师就开始进行人员调整,对一些文化程度低的年轻工人进行培训,让他们去专门的水利学院进修,通过这样的方式,分流了很大一批人,这些当年经过培训的人员后来大都成了单位的骨干,为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92年大师从西北院院长岗位退休后,又被返聘回去,为院里的工程担任咨询、指导,把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辈,他一直强调,水电站建设是一个多专业人员共同创造的过程,作为工程设计负责人,就是要不断吸收各专业的知识,并通过自己的设计将这些知识合理的体现在某个工程上。千万不要因循守旧,一定要有自己的独创,什么事情都要敢于研究,敢于思考,而后要敢于下决心,敢于判断。
曾在大师身边工作的人员介绍说,大师为中国的水电站设计作出了许多重要贡献。比如刘家峡水电站的排沙孔设计、龙羊峡、刘家峡水库的防洪问题解决、李家峡水电站的双排机组设计创新等等都给我国在黄河上建立水电站提供了大量的经验、节省了巨大的投资、缩短了很多工期,为国家创造了不可估量的效益。后来,大师受中国工程院委托,完成了《中国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的战略研究》等著作。
他,无愧于“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的称号。
“为祖国健康工作60年”
而今,大师已经86岁高龄,依然坚持到单位上班,虽然家离得远,但他从不让单位派车接送,他说,年纪虽然大了,但腿脚还算灵活,刚好利用上下班的时间走走路,一来给院里减少负担给别人少添麻烦,二来也锻炼了身体,没什么不好的。
大师说过,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曾经提倡“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我已经很好地完成了这个要求,只要还能动,就要继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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