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电率”不应成为可再生能源并网的拦路虎

电力18讯：

“弃电率”作为国家能源主管部门严控的新能源消纳指标，长期以来受到广泛关注，但随着“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和新能源规模的高速增长，应该重新审视这一指标对于新能源并网的约束力。

十三五期间，“新能源弃电”问题长期困扰着新能源的发展。国家能源主管部门采取了大量措施减少弃电，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以风电为例，2016年我国风电装机1.49亿千瓦，年弃电量497亿千瓦时，2020年风电装机达到2.81亿千瓦，年弃电量约166亿千瓦时，实现了装机容量增加同时，新能源弃电量的减少。

新能源弃电量下降的同时，新能源并网难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于2018年底联合下发了《清洁能源消纳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将新能源弃电率严控在5%以内的要求。但是，执行过程中，部分区域以无法完成弃电率要求为由，对新能源并网加码，造成了新能源并网难的问题，甚至屡屡出现建设完成后“晒太阳”的情况。

随着“碳中和”宏伟愿景的提出，需要新能源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建设和替代。2020年在去补贴政策刺激下，新增风电装机7167万千瓦，太阳能发电4820万千瓦，风、光新增装机之和约为1.2亿千瓦，但这仅是一个开始。根据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预计，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需要“60亿千瓦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这需要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的继续保持2020年跨越式发展的势头。未来新能源并网比例的高速增长将成为常态，而继续保持其高利用率则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以严控弃电率为由限制新能源并网的方式需要进行调整。对于电力系统而言，促进新能源消纳，主要可以从规划和运行两个角度考虑：

从电力系统规划的角度，中国能源转型需要能源结构的全局优化，尤其是用能结构的调整。新能源消纳的关键在中东部地区，而非新能源资源丰富的“三北”地区。“三北”地区仅依靠各自优化系统调度和提升系统灵活性，充其量只能解决现有存量问题，仍需进一步发展本地负荷，并开拓新能源发电外送的途径。近年东部地区已经上了大批的火电项目，压缩了远端新能源的消纳空间，从而导致能源整体布局不合理。需从全局出发，以负荷水平作为设定新能源消纳责任权重的主要依据，发挥中东部地区消纳新能源的潜力。

从电力系统运行的角度，新能源间歇性的出力特点需要更充裕的系统灵活性。由于电力系统的特殊性，在近期内尚无法实现电能的大规模经济存储的情况下，电力实时平衡仍然是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间歇性发电难以实现全天候的负荷跟踪，需要灵活性资源适时弥合其发电出力与负荷需求之间的偏差。系统灵活性的有效提升，有赖于“源网荷”资源的共同参与。电源侧需要大力发展灵活发电技术。

对于常规电源，一方面投建具有大范围调节能力的机组，另一方面对存量机组进行灵活性改造。对于新能源，应多途径提升自身并网友好性，例如：除在经济性允许情况下加装储能外，风电也可借鉴《光伏发电系统效能规范》的思路，适当调整风电场的容量核定依据，由投资商根据技术经济性，灵活选择机组额定容量配置，在不超核定容量的运行要求下，允许其通过主动弃风、抬高出力、预留容量等方式降低峰谷差，主动优化和平滑输出曲线，减少小概率风电出力时段对灵活性资源和备用的大幅占用。

电网侧需发挥资源配置平台的枢纽作用，统筹调配灵活性资源，消除新能源送出的线路阻塞，提升输电网络利用率，优化跨省区跨通道运行曲线。需求侧需挖掘柔性调节潜力，适应新能源出力的时间特性，在“削峰”的基础上，还要具备“填谷”的能力。

系统性的问题，需要系统性的方法来解决。为实现“30·60”的宏伟目标，传统电力系统的规划和运行方式已遇到瓶颈，需要依赖新技术、新模式、新机制的整体创新，通过科学规划、潜力挖掘和市场引导，切实提升新能源消纳水平，而不应因噎废食，反过来将“弃电率”目标作为限制新能源发展的边界约束。

作者系金风设计研究院杨萌 孙浩 高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