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强：中国碳减排的现实选择

电力18讯：    
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曾长期任职于亚洲开发银行东中亚部能源处。对于中国能源结构与碳减排的关系，林伯强认为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会改变，发达国家不可能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不要烧那么多的煤炭，但可以帮助他们以更有效、更清洁的方式来烧煤和提高能源效率，这是解决排放的增量问题的关键。



就中国碳减排与能源结构的关系问题，林伯强接受了记者专访。

记者：目前，中国乃至全球都面临着很大的碳减排压力，具体来讲，碳减排全球的形势如何？

林伯强：目前，全球经济发展中，环境的风险和成本的确太大了。所有国家必须现在就联合起来，共同面对减排二氧化碳问题。减排是国际共识，但是，目前国际上所有减排的承诺却基本上都是长期的，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详细地计算了在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和人均排放量。结合世界各国目前的承诺和对2050年二氧化碳减排设定的目标，我们假定全球2020年应当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20％，意味着应当减排53.2亿吨。如果都达到目标，发达国家也只能减排35.8亿吨。而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增量远多于35.8亿吨。根据IEA的预测，2020年印度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增加10.6亿吨。而即使是在减排政策的推动下，中国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至少还要比2005年水平增加43.1亿吨。所以，202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会增加，而不是减少。



记者：这么说，今后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那么，如何认识增量问题？



林伯强：首先，发展中国家处于工业化能源高需求阶段，这一阶段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历史的数据还说明当时的发达国家能耗很高，能效也很低。目前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6%左右，而钢材消费量大约占世界钢材消耗的30%，水泥消耗大约占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4%。说明中国城市化进程在加快。经济增长推动城市化进程，需要大量的水泥和钢铁，这些都只能在国内生产，对高耗能产业的需求是刚性的，这就是中国重工化的必然；次要原因是目前的国际贸易分工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很难改变，粗放、高耗能生产是产品出口的主要形式。



发展中国家作为今后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量的主要来源，其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量将面临几个不容忽视的难题。发展中国家（如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和重工化发展阶段，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对能源的高需求，必然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增加。而发达国家则早已走过了这个阶段，两者在同时间的减排影响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如果目前对发展中国家强制限排，必将以牺牲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为代价，对于发展中国家，这既不可行，也不可能。



以中国为例，如果中国经济保持年均9％增长，一次能源消费到2020年将达到55亿吨标准煤，大概是2007年的2倍。如果按低经济增长的年均7％，能源需求将达到45亿吨标准煤。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即使按低经济增长，城市化进程将推动能源需求，增加排放。



记者：面对减排的压力，中国有哪些现实选择？



林伯强：煤炭清洁利用在技术方面没有障碍，但必须有行政和财税的有力措施去推广使用，关键是如何利用一个足够的环境成本，比如税收或补贴去鼓励使用清洁技术，这些发达国家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但是，清洁煤技术却无法在发展中国家推广，因为它比较贵，拥有技术的发达国家只惦记着到发展中国家卖清洁煤技术，而不问问自己，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要买？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争取能源和环境公平应当是减排的战略要点。但是，这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可以完全依靠发达国家的帮助来减排。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能源效率和减排空间都很大。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最近的另一项研究结果说明：即使达到现有的核电及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发展规划目标，中国2020年还会有72%的煤电，近11亿的煤电装机意味着仅电力就需要煤炭约27亿吨。因此，2020年中国年煤炭消费达50亿吨是可能的。



尽管中国以煤为主的电力结构长期无法改变，但是，不同的能源结构下，煤炭需求的差异显著；因此，政策是有为的。增加清洁和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优化能源结构，可以有效减少煤炭的需求。就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来说，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无约束发展，2020年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将占到72%；如果以可再生能源规划和战略为约束条件，到2020年，煤炭的比例可以降到能源消费结构的64%。（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