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增效 当选优化要素配置
2015-03-10 10:54:16 来源:国家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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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18讯:
我国与发达国家能源效率的差距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差距,短时间内很难有重大改变。但各省市能源要素的流动能力相对自由,空间配置能力较高。通过各省市能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来提高能源效率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
2014年9月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公布了2013年全球碳排放的数据,其中我国人均碳排放量首次超过欧盟,引起广泛关注。事实上我国能源的低效利用与高排放在国际上一直广受诟病。2006年以来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伴随快速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我国面临的能源形势将更加严峻。
自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从19.92%增加到51.27%,能源消费总量也从57144万吨标准煤增加到348002万吨标准煤,城镇化水平平均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增加8700万吨标准煤。能源的消耗与经济增长以及城镇化基本保持同步,粗放型能源投入特征明显。所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我国缓解能源形势的必然选择。
从根本上讲,我国与发达国家能源效率的差距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差距,短时间内很难有重大改变。但各省市在经济体制、运行规律和国家金融、财政、税收等宏观政策方面基本一致,能源要素的流动能力相对自由,空间配置能力较高。通过各省市能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来提高能源效率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
我国能源效率的空间差异性非常明显,表现出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递减的态势,对这种特征的把握可以使能源效率的提高有的放矢。
具体而言,东部地区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劳动力、较高的能源技术水平,为能源的高效利用提供了保障,广东和上海始终是我国能源效率最高的地区。这些区域能源要素的配置方式对提高能源效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长期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缓慢,要素配置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较低、技术效率低下,宁夏、青海、贵州、甘肃、陕西等省始终是能源效率较低的区域。将这些省区作为能源效率提高的突破口虽然在短期内见不到明显效益,但从我国能源形势缓解角度而言,这是必须做、也是需要长期坚持做的。而且,从我国能源资源的丰裕度和能源效率的排序中可以发现,能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和能源调入的地区,能源效率相对比较高,如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省市。而能源丰富的地区如新疆、内蒙古、山西等省,能源效率反而较低。这也说明在现有能源开发利用的技术条件下,通过能源空间配置来提升能源效率具有巨大的空间。
我国能源效率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能源利用的纯技术效率远低于能源投入的规模效率。
我国能源效率的提升主要是以生产规模的扩张和能源投入产生的外部效应为主导,即能源利用的整体态势是以能源粗放投入换取经济总量增长,能源效率较高的省市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较高,而能源效率较低的省市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差别较大,如山西、陕西、新疆等省,此类省份能源丰富,能源规模效率高,而纯技术效率相对较低,能源利用的总量与科技投入之间的结构差异是造成能源效率较低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通过优化配置基本要素投入改变能源利用纯技术效率远低于能源投入的规模效率的现象。由于各省市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就业人口素质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必须针对不同省市能源要素配置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以达到当前技术条件下能源要素的最优化配置状态。例如,新疆和内蒙古资源充足,但是人力资源和资本投入相对其他省市较低,造成能源利用的“短板效应”。经济欠发达省市和发达省市都存在这种“短板效应”。
从能源要素的配置来看,失衡的要素组合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一次能源投入过多的省市,大致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山西、新疆等能源富集地区及能源基地,二是甘肃、青海等对能源利用能力有限的经济欠发达区域,三是北京、辽宁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第二类是人力资源投入过多的省份,主要包括四川、陕西、安徽、广西等省。这些省份多是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密集的省区,也是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力的来源地。第三类是资本投入过多的省份,绝大多数省市不存在资本松弛现象,表明在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资本投入相对于能源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是有效的,对能源利用与经济增长贡献明显。第四类多种要素投入均过多的省份,集中在中部和西部省份,主要包括新疆、贵州、云南等省份,能源要素投入结构严重失衡。
整体而言,在能源总量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纯技术效率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越来越显著,能源利用的基本要素空间配置应越来越重视科技的投入及其在空间上的协调。同时,要进行跨区域能源要素调配,引导要素的合理空间配置,方能最大程度的减少能源无效利用与浪费,提高能源效率。
我国与发达国家能源效率的差距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差距,短时间内很难有重大改变。但各省市能源要素的流动能力相对自由,空间配置能力较高。通过各省市能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来提高能源效率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
2014年9月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公布了2013年全球碳排放的数据,其中我国人均碳排放量首次超过欧盟,引起广泛关注。事实上我国能源的低效利用与高排放在国际上一直广受诟病。2006年以来我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伴随快速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我国面临的能源形势将更加严峻。
自1978年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从19.92%增加到51.27%,能源消费总量也从57144万吨标准煤增加到348002万吨标准煤,城镇化水平平均每增加1个百分点能源消费增加8700万吨标准煤。能源的消耗与经济增长以及城镇化基本保持同步,粗放型能源投入特征明显。所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我国缓解能源形势的必然选择。
从根本上讲,我国与发达国家能源效率的差距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差距,短时间内很难有重大改变。但各省市在经济体制、运行规律和国家金融、财政、税收等宏观政策方面基本一致,能源要素的流动能力相对自由,空间配置能力较高。通过各省市能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来提高能源效率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
我国能源效率的空间差异性非常明显,表现出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地区递减的态势,对这种特征的把握可以使能源效率的提高有的放矢。
具体而言,东部地区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劳动力、较高的能源技术水平,为能源的高效利用提供了保障,广东和上海始终是我国能源效率最高的地区。这些区域能源要素的配置方式对提高能源效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由于长期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缓慢,要素配置结构不合理、技术水平较低、技术效率低下,宁夏、青海、贵州、甘肃、陕西等省始终是能源效率较低的区域。将这些省区作为能源效率提高的突破口虽然在短期内见不到明显效益,但从我国能源形势缓解角度而言,这是必须做、也是需要长期坚持做的。而且,从我国能源资源的丰裕度和能源效率的排序中可以发现,能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和能源调入的地区,能源效率相对比较高,如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省市。而能源丰富的地区如新疆、内蒙古、山西等省,能源效率反而较低。这也说明在现有能源开发利用的技术条件下,通过能源空间配置来提升能源效率具有巨大的空间。
我国能源效率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能源利用的纯技术效率远低于能源投入的规模效率。
我国能源效率的提升主要是以生产规模的扩张和能源投入产生的外部效应为主导,即能源利用的整体态势是以能源粗放投入换取经济总量增长,能源效率较高的省市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较高,而能源效率较低的省市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差别较大,如山西、陕西、新疆等省,此类省份能源丰富,能源规模效率高,而纯技术效率相对较低,能源利用的总量与科技投入之间的结构差异是造成能源效率较低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通过优化配置基本要素投入改变能源利用纯技术效率远低于能源投入的规模效率的现象。由于各省市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就业人口素质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必须针对不同省市能源要素配置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以达到当前技术条件下能源要素的最优化配置状态。例如,新疆和内蒙古资源充足,但是人力资源和资本投入相对其他省市较低,造成能源利用的“短板效应”。经济欠发达省市和发达省市都存在这种“短板效应”。
从能源要素的配置来看,失衡的要素组合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一次能源投入过多的省市,大致包括三种情况,一是山西、新疆等能源富集地区及能源基地,二是甘肃、青海等对能源利用能力有限的经济欠发达区域,三是北京、辽宁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第二类是人力资源投入过多的省份,主要包括四川、陕西、安徽、广西等省。这些省份多是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资源密集的省区,也是我国沿海地区劳动力的来源地。第三类是资本投入过多的省份,绝大多数省市不存在资本松弛现象,表明在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资本投入相对于能源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是有效的,对能源利用与经济增长贡献明显。第四类多种要素投入均过多的省份,集中在中部和西部省份,主要包括新疆、贵州、云南等省份,能源要素投入结构严重失衡。
整体而言,在能源总量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纯技术效率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越来越显著,能源利用的基本要素空间配置应越来越重视科技的投入及其在空间上的协调。同时,要进行跨区域能源要素调配,引导要素的合理空间配置,方能最大程度的减少能源无效利用与浪费,提高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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