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组建新泛亚能源俱乐部

电力18讯：    
　　在北京地图上，“长安”是一条街，不是“大街”也不是“大道”。然而这条穿过故宫、天安门和王府井商业区高度拥堵的“街”却有14条车道，是世界上最宽也最繁忙的市中心主干道。差不多十年前，长安街还如同一条由无止境的自行车组成的河流。但从那以后为了给机动车让道，自行车就被禁止在这条街上行驶。在那里很少能见到紧凑型的欧式汽车。对于上百万获得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中国人来说，汽车更多是一种身份象征，而不是四轮运输工具，因此车辆越大越豪华越好。

　　然而这条穿过故宫、天安门和王府井商业区高度拥堵的“街”却有14条车道，是世界上最宽也最繁忙的市中心主干道。差不多十年前，长安街还如同一条由无止境的自行车组成的河流。但从那以后为了给机动车让道，自行车就被禁止在这条街上行驶。在那里很少能见到紧凑型的欧式汽车。对于上百万获得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中国人来说，汽车更多是一种身份象征，而不是四轮运输工具，因此车辆越大越豪华越好。

　　一些像上海、广州、程度和大连这样的大城市都有各自的“长安街”――宽阔的交通干道象征着伴随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和问题。中国领导人经常用“中国梦”这个词来描述物质更加繁荣，而拥有自己的车就是中国梦的重点。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增长之快使最乐观的分析师都为之瞠目结舌。1995年，中国政府曾预计，到2010年私人汽车持有量将达到每千人15辆车。而实际上在2010年这一数字超过了30。从那以后，这个数字一直在翻倍增长，目前为每千人70辆车（美国为每千人800辆车）。中国当今的机动车市场世界第一，而且还在以每年12-16%的比率增长，汽车销售量超过2千万，是印度的10倍。以目前的增长速度，10年之内中国马路上行驶的汽车数量就会超过美国。

　　中国拥有丰富的煤炭储量和庞大的水电站系统，目前在建和计划建设80个核反应堆，尽管会带来较重大的环境后果，但能够满足国家的电力需求。运输燃料在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完全不同。所有这些汽车，不包括轮船、火车和飞机等其他运输模式，需要大量的石油，而中国早已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60%的石油需求来自海外，其原油依赖度是美国的两倍之多。

　　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原油的获取将越来越困难。设想一下，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奇迹主要使沿海地区受益，这些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也是中国一百万个拥有百万资产家庭中多数家庭的居住地。但大多数内陆省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3千-6千美元之间，经济繁荣还未来到。如果全中国都要“崛起”，到2025年所需的额外石油量将相当于当前沙特的全部产量。但中东地区骚乱频发、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再加上当前油价不断下跌，增加如此多的原油产量将会越来越困难。

　　这也许意味着为了满足能源安全需求，中国将更愿意牺牲“和平崛起”的政策。确实，在古汉语中“长安”意味着长久的和平，但除非采用创造性的新方法来解决亚洲能源安全问题（在这种方法中美国起关键的作用），其所代表的变革也许会带来正好相反的后果。1941年日本与美国开战，主要就是因为担心失去能源。我们是不是能从那种策略中学到什么呢？

　　从全球到地方

　　大约10年前的2005年8月，在长达九个月的戏剧性事件之后，中国第三大国家石油公司中海油以118.5亿美元的投标价格收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加州联合石油公司）的计划失败，原因是迫于美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而撤销出价。这一交易的失败对中国来说是国耻。从美国政府传递给中国的信息非常明确：去哪里找油都可以，但要远离我们的后院，因为我们不相信纯粹的资本竞争。这次事件中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自2005年开始，在3个国家石油公司的带领下，共有10个中国公司在42个国家设立了分部，其中一半在中东和非洲。但过去三年的国际局势给中国海外能源投资带来了一连串的坏消息：所谓的“阿拉伯之春”、伊斯兰国的兴起、西方对伊朗和俄罗斯的制裁，苏丹和新独立的南苏丹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还有埃博拉病毒危机等。所有这些都让中国的一些顶级外国投资陷入危机。最糟糕的打击也许来自伊拉克，这里集中了中国海外石油资产的26%。就在2014年6月，国际能源署的一项报告称“伊拉克注定要成为全球石油输出的主要支柱之一，并且也会成为国际石油出口增长最大的贡献者。” 几天后，伊斯兰国就接管了伊拉克部分地区，中国的资产仍然处在被另一轮内战消耗的危险中。

　　此外，尼日利亚定于今年2月举行的选举可能会将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威胁到中国的第二大投资。在非洲其他国家，中国的石油公司和他们的雄厚财力受欢迎程度大不如前。尼日尔、加蓬和乍得等国认为中国人忽视环境和争夺资源，与中国人交易时显露出前所未有的坚持，而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苏丹、利比亚和喀麦隆等国，叛乱频发早已威胁到中国的利益。

　　“走出去”策略遭遇如此多的挫败，中国正在重新定位其资源猎取方向，转向更多样化的国家。这种从全球向更本地的转变将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带来重大影响，也会为中美关系带来重大影响。

　　离中国最近的能源供应国是俄罗斯。中国早已是俄罗斯石油的第三大买主，与这个北面的邻居也早就通过一条石油管道连接起来。近几个月，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出口国和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关系日渐紧密。中国增加参与开发西北西伯利亚巨大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达成了价值100亿美元开发一个巨大俄罗斯煤炭储藏的协议， 还签署了一项价值4千亿美元的天然气协议，通过一条叫做“西伯利亚力量”的管道为中国东北省份每年供应380亿立方米的西伯利亚天然气。这个被普京成为“划时代”的协议，标志着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间的“权宜联姻”。

　　中国市场对普京来说至关重要。面临着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孤立，中国可以为俄罗斯提供它在欧洲所缺乏的需求安全。这就是为什么普京并不满足在此止步。2014年11月，俄罗斯和中国签署了另外一个庞大的天然气协议，这次的目标是连接西西伯利亚的气田到中国的新疆，从新疆再连接到中国已有的西气东输管道系统，为上海和广东等人口集中的城市提供燃料。这个协议可以提供三倍于“西伯利亚力量”管道的输气量。这条能源走廊也可以运输石油。

　　俄罗斯相比天然气出口国而言更是石油出口国，每年出口原油产量的70%，而只出口天然气产量的30%。其石油收入大约是天然气收入的5倍。俄罗斯的财政收支平衡石油价格是105美元/桶，所以必须要重点放在销售更多的石油才能满足预算需求。因此，中国除了是俄罗斯石油相当大的市场以外，还可以成为连接到12亿人口的强劲印度市场的陆上桥梁。俄罗斯和印度已经在磋商修建一条价值300亿美元的石油管道，作为历史上最贵的管道，连接西西伯利亚新疆，然后从新疆再连接到印度北部。如果此项目启动的话，中国将很可能因为成为俄罗斯通往印度的桥梁，而向俄索求较高的外交代价和经济的价格（这里还不提石油部分）。

　　诚然，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失去多少，将来也不会如此。然而，国内严重的环境污染、从新疆蔓延到香港的动荡局势，人们也不再对复制美国页岩革命预期抱有幻想，中国越来越倾向于将它的能源未来押注在幅员辽阔的邻国上，而不是更远且更不可靠的供应国之上。这种依赖逐渐增加，无疑会使西方孤立俄罗斯的努力复杂化。同时也会使美国可出口天然气在中国市场上失去竞争力，因为管道天然气几乎总是比液化天然气便宜，破坏美国成为亚洲市场上主要天然气出口国的希望。

　　如果中国指望俄罗斯为北部地区供应天然气，它就会越来越依赖缅甸为云南、贵州和四川等西南省份提供燃料，这三个省份的人口有1.6亿，将越来越依赖新建立的连接孟加拉湾皎漂深水港到云南首府昆明的能源走廊。2013年，早已有一条天然气管道投入使用，另外一条石油管道正在建设中。一直欠发达且大部分与世隔绝的缅甸也许很快会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关键，因为它能解决胡锦涛主席所述中国政府的“马六甲困境”――即对拥堵且不安定的马六甲海峡的过渡依赖。

　　随着新走廊的建成，中国将能够从波斯湾和非洲接收石油和天然气，直接输送到中心地带，而不用去担心美国海军在马六甲海峡的封锁。如果孟加拉湾水域下面发现了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这一点非常有可能），缅甸对中国的战略价值将会进一步获得提升。中国政府也就需要与内比都即将当选的新政府处理好外交和经济关系，更不必说与缅甸人民的关系，而管理方法将不同于中国在非洲的剥削方式。

　　这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有战略意义。中国的海军目前重点放在保卫中国政府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权益上。缅甸向中国开放将需要在孟加拉湾和印度洋派驻更多中国海军，与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形成新的安全态势。但中国已经建立了其立脚点：斯里兰卡南海岸的加油站、孟加拉国吉大港的海军基地以及巴基斯兰阿拉伯海岸的两个港口。中国在印度洋（指向阿拉伯海和波斯湾的火箭发射台）驻军，将不会很好地被印度政府所接受，而后者早已开始准备与中国抗衡的海军。这将为美国在南亚和中东的权益增加新的复杂情况。

　　中国在孟加拉湾的权益并不意味着会减少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周围海域的权益。相反，从全球转向本地的重新定位将使中国在所有关系到 “蓝色领土”的事项上更加坚定。与越南在西沙群岛周围争议水域陷入僵局，与日本在无人居住的钓鱼岛(或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上的争端极其不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早已关系到近海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问题。

　　对中国附近海域的储藏量估计不尽相同，但身处历史上由来已久的敌对和领土争端环境中，建设近海石油平台会引发区域战争，因此不能进行有意义的勘探和生产行动来验证储藏范围，而且相关国家没有哪个能享有这些资源。随着很多海外投资令人失望，中国政府有两个选择：降低紧张局势，以鼓励合作方式来获取能源；或抢占资源并单方开发，也就是说作为单国委员会。前一种选择比较艰巨，会让政府失去用来保持公众支持的民族主义说辞或至少失去平衡。后一种选择则会将中国置于与美国冲突的状态（不过是否会真的发生冲突还是个问号？）

　　最近美国在处理与中东和欧洲盟国/友国的关系上表现出犹豫不决，这也许会鼓励中国政府去考验美国对日本、越南、台湾和菲律宾等太平洋地区盟国的支持力度。过去一年半，这种考验早已经发生过两次：2013年11月，中国在宣布在东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 2014年5月，中国在越南认为是该国的经济海域部署了一个石油钻塔。美国政府很快确认了其维护现状的承诺，且更具体地重申了美国的长期政策，即《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尖阁诸岛。但美国的这种反应，且不提它在对待俄罗斯、伊朗和叙利亚时缺乏力量，也未能说服中国政府：一旦中国决定单方攫取该地区的能源，美国将用武力打击支持其外交辞令。

　　如果中国觉察到当前美国的软弱，试图将亚太地区的权力重心拉向自己（过去许多世纪中国一直是亚太地区权力的中心），其与俄罗斯之间关系进一步升温将帮助它做到这一点。这个新的能源联盟将不可避免地使日本不安，它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在历史上一直不好，会让东京与华盛顿更加紧密，并在奥巴马总统卸任之后将美国拽入太平洋旷日持久、且极具爆发力的权力争斗中。

　　以计划生育政策方式对待汽车

　　所有这些都是说，中国的能源困境作为中国问题的同时，差不多也是美国的问题，并不仅仅因为能源安全问题常常带来敌意和好战。便宜的能源供应将决定中国保持良好的增长率，而全球经济体多数都越来越依赖中国市场。人们都在抱怨中国环境问题，但要记住正是丰富和便宜的化石能源使得中国在短短40年就将国民的平均寿命提高了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3倍。没有便宜的电力和运输燃料，拉动包括美国的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将失去动力，使中国失去支持美国债务的能力。

　　中国的能源安全挑战不仅在于提供能源供应，也在于保证能源的便宜价格。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必须调整对外政策以适应经济需求。但同等重要的还有：在能源安全担忧和严重环境问题之间维持健康平衡的同时，有能力进行国内改革并且与盟国和邻国合作，更好地管理拥有的资源，控制资源需求增长，将能源供应多样化。

　　到目前为止，中国对国内原油需求渐增的应对方式上，对车基本与对人口控制一样典型，大多数大城市都引入控制新车数量的方案。2014年，上海以每牌1.3万美元的价格拍卖了10万个车牌。北京则采取摇号方式，一年仅提供15万个新牌号，而且还按照车辆牌照最后一位数字规定不得上路行驶的时间。贵州省会城市贵阳也宣布实行摇号政策，但只适用于允许在市内行驶的特殊牌照。其他车辆只能在一环以外行驶。广东省广州市则采取一种混合体系：一半年度配额车牌号进行拍卖，另一半则通过摇号免费提供。

　　但正如中国已经开始慢慢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的意外后果一样，它将很快发现控制汽车数量的方式比无用还要糟糕。确实，这种政策有可能保证了那些幸运儿或能买得起车牌的有钱人去尽可能买最大和最耗油的车，来最大化好不容易得到的车牌的价值。只要汽车所有权仍然是中国梦的顶峰，只要中国继续用补贴和价格控制来使机动车燃料价格比日本便宜30%，那么就很难看到减少使用石油如何能够以更边缘的方式避开需求。对中国来说解决石油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将运输行业多样化，减少使用石油。而现在中国也正在这么做。

　　燃料选择

　　2010年，在参观电动汽车制造商科达汽车天津电池工厂之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感叹说美国已经落在被他称做“中国moonshot(意为一个疯狂的想法或一种变革的潮流。它看起来前卫激进、不可想象，几乎很难实现，甚至永远不会有成果。然而一旦实现，就会如海啸袭来一般，对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改变)”――即电动车――的后面。他并不是唯一做出如此感叹的人。但很多权威人士描述说无数中国人直接从自行车跳上电动车，这实际上是他们把在美国想看到的投射于中国。问题是这个“moonshot”从未发生。

　　中国的“五年计划”制定的目标为：到2015年蓄电池式电动车和插电式电动车的数量达到50万辆，到2020年达到5百万辆。甚至还为电动车提供高额补贴，有时高达每车2万美元。但迄今为止，在中国普及电动车的尝试完全是失败的。最主要的是充电设施缺乏，并且富裕的中国人更愿意买传统的豪华型轿车，不愿意购买对生态友好的车辆。此外，中国的电力系统不够发达，不能同时为众多电动车充电。因此，2014年只卖出不到4万辆电动车，比全部新车销售量的1%还要少。因为销售量如此之少，汽车制造商缺乏足够的动力将他们的生产线用于生产电动汽车。果然不出所料，2013年，科达汽车申请了破产保护。

　　因为电动汽车“moonshot”实现不了，中国现在正在致力于另一种选择：醇燃料。甲醇燃料也叫木醇，可用煤炭、天然气和生物质能制成，比在美国和巴西使用的由玉米和糖制成的“表亲”乙醇更具有扩展性。不过和乙醇一样，甲醇的使用只需要对车辆和加燃料设施做极少的调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甲醇生产国和使用国，主要用煤制成。因为相比汽油它的成本较低，这种燃料早已在很多省份广泛为数百万车辆所使用，而且中国的汽车制造商正源源不断地推出可以使用甲醇燃料的车辆。

　　还有一个巨大的二级改装市场，将标准的、仅使用汽油的车辆改装使用醇类燃料，改装费大约为每车100美元。而且，联合几个醇类燃料生产国利益的国际甲醇燃料联盟（Joint Alcohol Fuel Alliance）已经在北京开始运作。

　　但由于运输瓶颈和煤炭运输和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中国向煤制甲醇转变已接近限度。如果中国要成功引进燃料选择，就必须找到一种方式，既增加煤炭的可用性，又能将天然气和天然气制成的全部醇类燃料尤其是甲醇引入运输领域。而就这两个方面而言，美国作为煤炭的“沙特阿拉伯王国”以及新的压裂帝国，都可以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

　　与美国的合作

　　因为中国的常规天然气储藏较少，与工业化国家平均占比25%相比，当今天然气在整个国家能源组合中仅占不到5%。大多数中国的天然气用于工业和发电，用在汽车燃料上的几乎没有。要使天然气在汽车燃料中起重要作用，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国内储藏丰富、比进口便宜。

　　在四川和山东省之间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页岩气储藏，比美国的储藏还要大50%。但当前北美的压裂技术不足以开启这一巨大储藏。中国的页岩气地层比美国的厚两倍，开采成本高出很多，并且大多集中于干旱区，不利于采用目前的耗水开采方式。此外可利用的管道不足，且政府实施的价格管制让页岩气开发在经济上来说很困难。

　　然而，开发页岩气资源已成为中国的民族执念――不仅因为需要减少煤炭污染，而且也来自很深的技术不足感：如果美国能够压裂，我们为何不可以？虽然目前为止中国天然气产业展现出来的结果不太出彩，但是不能低估中国人的坚持不懈和仿效他人的能力。随着中国在北美页岩繁荣中的投资渐增，中美开始联合针对加快中国的页岩气开发增加投资和技术合作，长此以往，中国肯定会学到如何开采非常规烃类化合物。

　　在这之前，天然气还必须依靠进口。但价格如何呢？中国也许被富含天然气的邻国如俄罗斯和土库曼斯坦所包围，还可以从遥远的供应国那里进口液化天然气，但因为亚洲天然气交易的结构性问题，天然气的价格一直虚高不下。如今，中国的液化天然气现货价格通常在每百万英热单位13-15美元，差不多是美国市场上销售的能量当量价格的四倍。这种差异的原因，不计液化和运输成本，在于整个亚太地区液化天然气的价格主要与石油或一揽子石油产品挂钩，因此油价越高，天然气价格也越高。换句话说，亚洲以石油的价格购买天然气，而在美国，两者价格以能量当量计算相差三到四倍。这就相当于用买香槟的价格买水喝。这种与石油挂钩的情况也把管道天然气的价格推高，给予邻国供应商更强硬的议价能力。这种遗留系统给亚洲经济强加了一种隐藏税，有效防止了天然气与煤炭和石油进行竞争。

　　为了促进竞争和降低价格，天然气应该与现货价格挂钩，与地区供应和需求紧密联系（气与气之间竞争）。然而，尽管亚太地区是世界上第二大天然气市场，却缺乏一个天然气贸易中心，以促进商品的透明交易并提供更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对亚洲最大的天然气使用国来说，在美国支持下，团结起来通过至少一个亚洲地区交易中心将天然气价格与石油价格解除挂钩，这已经是过去时了。组成天然气买家联盟（以及石油买家联盟），将来亚洲可以在与世界上主要天然气出口国进行价格谈判的时候，施加其数量影响和购买力影响。

　　对美国来说，更容易缓解中国能源危机的方式就是将过剩油气输送给中国市场。在液化天然气出口方面很多人都在关注美国对全球能源安全的贡献。确实，假如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液化设施投入使用，所有美国出口都指向亚洲，美国可能为亚洲供应的天然气量将与德国当前进口的差不多。不过这些天然气到达中国市场的机会却很渺茫。

　　不过，煤就不同了。由于天然气价格便宜，美国电力设施快速从燃煤发电向天然气发电转变，这一过程还得到了美国环保署限制使用煤炭政策的帮助，美国现在有巨大的不被需要的煤炭储藏，虽然不能在国内使用，却可以为中国所用。美国到目前为止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储藏国，占全球储藏总量的27%。而供应量却仅占世界煤炭供应量的13%，远远低于其基础储量允许的供应量。提高这一水平将不仅让处于困境中的美国煤炭行业受益，而且从长远来看还可以为中国提供额外的原料，用来生产甲醇等石油替代品。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都有共同的开放车辆燃料竞争的计划。两国加起来占全世界机动车产能的38%。加上日本、韩国、泰国和印尼等其他亚洲生产中心的产量，这一比例提高到60%。通过确保在这些市场上销售的车辆不再局限于石油产品，而可以使用多样能源产品燃料，就可以在石油燃料上套利（要记住只需要花费100美元/车就可以允许液体燃料选择），美国和中国就能带来燃料竞争的市场，带领世界给石油设置最好的价格“减震器”――即竞争。

　　需要组建的：泛亚能源俱乐部

　　如果说页岩革命教给了我们什么，那就是世界上的能源资源非常丰富。难以预料的技术创新为全世界扩大了可开采的能源范围，在几年内大大降低了美国的能源进口。北达科塔州十年前还在美国的能源系统中籍籍无名，现在已经超越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第二大石油生产州，马尔萨斯主义者几十年来一直在警告世界缺乏足够的资源支持发展中的亚洲，这应该能作为很好的反例。这就是说，中国的面积、发展速度、地区和全球抱负以及与邻国之间的复杂关系，都要求采用更容易管理的方法来保证能源安全，而中国的能源安全又是整个亚太地区能源安全架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当前，能源安全（尤其关系到石油和天然气）是亚洲潜在的统一因素，正如二战后担心煤和钢铁的竞争是欧洲的统一因素一样。欧洲统一道路始于1951年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目的是消除欧洲的资源竞争。与此类似的进程也应该发生在亚洲。

　　不过，虽然欧洲各国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消耗后，有组织地发展了欧洲的共同市场，但在亚洲，这一过程则需要外界中间人的帮助，联合中国、日本、韩国和东南亚联盟等十个国家共同合作才能实现。这一组合将必须包含几个部分：共享能源设施、获得与能源出口商更强的议价能力、减少价格波动、建立与国际能源署管理的储备体系类似的战略能源储备、在开发海上及非常规能源方面进行合作，以及通过开放车辆燃料竞争来打破石油在运输燃料中的垄断地位。

　　成立泛亚“能源俱乐部”也可以解决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深刻的不稳定争端。在当前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的国际法律框架下，一个国家可以拥有在其经济海域的所有资源，而邻国却什么都得不到。这种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方式带来了不断的冲突，甚至也许会引发区域战争。但如果建立联合跨国投资和共同开发区域资源机制，增加开发活动会扩大地区能源版图，那么各方都能增加供应并享受低廉的价格。

　　美国和大部分亚洲国家都保持紧密的关系，因此它是这种地区倡议最理想的促进者。美国政府应该承担“社区组织者”的职责，这也是奥巴马总统所了解的一项工作，而不是集中于进一步将亚太地区军事化，即奥巴马政府所称的“轴心转向亚洲”政策。

　　中国会欢迎美国参与重建该地区的能源安全架构。中国的思想领袖们通常认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在亚洲和谐兴盛的黄金时代，当时安全的新丝绸之路为中国带来空前的对外开放、货物和思想的自由交换。唐朝给邻国施加了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这些邻国包括中国当前的对手日本和越南。唐朝模式正是北京所需要和支持的。但只有当亚洲地区学会如何克服历史敌意，并通过新的泛亚能源合作机制解决能源问题，这一愿景才能实现，而这种机制只有美国可以促成。只有中国唐朝的首都――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被称作长安才是最恰当的。（作者：盖尔・拉夫特 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IAGS)联席主任、美国能源安全委员会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