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企困难 政府该咋出手？

电力18讯：    鲍  丹

    市场疲软，价格下跌，煤炭企业遭遇十年罕有的困难局面，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出手相救：有的限制外省煤入境；有的将煤炭采购量与电厂发电指标捆绑，迫使电厂购买本地煤；有的动用煤炭价格风险调节基金，补贴煤企的亏损。

　　煤炭企业承载就业人员多，对地方经济贡献大，它们遇到困难了，政府挺身而出、排忧解难，似乎理所应当。但稍加回忆，就会发现这种援手似曾相识。过去十多年，煤炭供不应求，煤价不断攀升，电厂叫苦不迭。同样是在煤炭和电力行业之间，政府的援手曾经也选择过电厂，要求煤炭企业必须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的“合同价”，向五大发电集团供应一定量的“合同煤”。这正是过去十多年令煤炭企业怨声载道的煤炭价格“双轨制”。

　　不管是帮电厂低价买煤，还是帮煤企卖煤，其实都是政府在用行政手段干预煤炭价格。不难发现，每当这种干预价格、背离市场价值的“援手”出现，势必会帮一方、伤一方，难以两全。表面上政府帮困难企业解了燃眉之急，可实际上却破坏了市场规律，导致煤价背离市场价值，使市场调节作用失灵，为下一阶段的供需平衡埋下隐患。

　　其实，企业遇到困难，应该去找市场而不是找市长。政府也应当加快职能转变，从微观经济中退出来，尽量避免用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行为，转而通过行政、法律的手段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以推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具体到煤炭行业的市场环境，亟须政府解决的事情有很多。

　　首当其冲就是减轻煤炭企业税费负担。据估算，在前两年的高煤价背景下，税费负担就占到企业销售收入的30％，如今煤价下跌，税费在成本中的比重就更高了。这些种类繁多的税费中，肯定有一部分是合理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值得重新考量：有的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早已背离市场经济原则，亟须清理；有些是特殊时期出台的应对措施，如在高煤价时期征收的煤炭价格风险调节基金，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性？除了全国性税费外，各省也纷纷出台了种类不一的税费征收标准，直接导致市场不公平竞争，亟待治理。

　　政府还应更加严格地执行淘汰落后产能的有关规定，不能因市场严峻、企业经营困难有丝毫放松。长期以来，用人过多、生产效率不高，都是煤炭企业降成本、增效益、保安全的“绊脚石”，严重制约我国煤炭工业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当前正是全行业困难时期，政府一旦放松淘汰力度，极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场景出现。

　　建立退出援助机制也是当务之急。我国煤矿多为井工矿，持续开采导致工作面不断向地下延伸，开采难度加大，技术要求和安全保障需求都不断提高。国家有关部门早就提出，要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小煤矿实施关闭。当前市场环境不好，行业优胜劣汰加剧，进入退出序列的煤炭企业会更多。但煤炭企业一般人员众多，一旦破产关闭，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政府应当尽快着手建立相关退出援助机制，确保煤矿下岗职工最低生活保障，积极组织再就业培训、开辟再就业渠道。

　　此外，严把进口煤质量关也应该尽快提上日程。去年以来，进口煤炭大量涌入国内市场，加剧了国内煤炭市场的供大于求。虽然我国能源资源相对不足，坚持多用进口煤无可厚非，但应当看到，进口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劣质煤，这不仅拉低了国内煤价，还为国内的节能减排带来沉重负担。政府应当在鼓励进口优质煤炭的前提下，尽快取消对褐煤等劣质煤的“零关税”政策，并限制劣质煤炭进口，以提高我国能源使用效率、减轻环境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