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碳转移难题

电力18讯：    据海关部门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972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其中出口15779亿美元，增长31.3%； 进口13948亿美元，增长38.7%。中国继2009年后，再次捍卫了世界第一出口国的地位。中国2010年的GDP增速能够保持10%以上，出口给力不少。

　　但是，在低碳经济的主战场上，中国必须加快制造业结构的调整。很多“高污染、高消耗、高投入”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因此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无疑，改革开放以后, 出口型经济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庞大的出口型经济的规模，形成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严重依赖性。GDP、税收、解决就业方面出口型经济都是栋梁之一。目前，中国与进出口相关的就业人数超过1亿人，外资企业直接就业人员达到4000万人。

　　但凡事有利也有弊。中国在分享出口型经济巨大红利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种代价既包括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也包括了中国要承受越来越大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国际社会对中国碳排放的巨大压力。

　　在全球化分工中“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收入国家消费”的格局使得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一直在为全球低端制造环节中的“高污染、高消耗、高排放”买单。发达国家凭借技术、标准和软件的垄断，占据价值链的制高点，而将高排放量的产业或是产业的低端制造环节转移到中国，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碳转移的最大阵地。

　　中国碳排放量迅猛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来自出口型经济。而出口型经济中，绝大部分的碳排放来自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碳转移。随着欧美国家产业的升级，它们将大量低附加值、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拥有大量的人口红利，具备优势明显的制造成本，使得中国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世界工厂”。

　　尽管中国历史累积排放量低，且人均近6吨的排放量比起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这些人均20吨的国家而言，不算很多。但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中国人均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世界人均不到5吨左右的水平，因此国际社会在碳排放上一直在给予中国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已经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与最近结束的坎昆会议上得到了体现，甚至国际上有声音认为，中国成为了世界气候谈判的麻烦制造者。对于一个目前快速崛起的中国，要想真正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面对自身巨大的碳排放量，必须采取实际的行动。为此，中国政府自己主动提出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量降低40%-45%。

　　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国际上由于气候变化的多边谈判进展缓慢，对于一些相对积极推进低碳发展的发达国家而言，可能会出台单边主义的办法。出台碳关税就是之一。所谓碳关税指的是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碳关税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目的是希望欧盟国家应针对未遵守2005年2月生效的《京都协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否则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将遭受不公平竞争。

　　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对因拒绝减排而获得竞争优势的国家的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尽管这一法案因美国中期选举而前途暗淡，获得通过的可能微乎其微，但该法案已经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响。碳关税由西方发达国家提出来，虽然有维护其自身经济利益，压制其它发展中国家发展空间之嫌，但从某个方面来说确实有利于推进人类应付气候变化的挑战。

　　当然，既要达到中国政府提出的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量降低40%-45%这个目标，又要减少主要贸易伙伴通过碳关税带来的制约。那么中国就必须对出口型经济实行产业升级，大力发展低碳出口经济，绿色出口经济，减少承接的碳转移量。为此中国应该在出口型经济中，大力推行经济发展的转变。大量高耗能、高碳排产业的淘汰速度必定要加快。对这些产业无论从财政补贴、土地供应、电价还是出口退税方面，政府都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推动出口型经济转变到低碳、低耗能、低污染的路径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