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一次电力直供的“违法”冒险

电力18讯：    这个有关“违法”的故事，把在理论界争得沸沸扬扬的“电力直供”演变成了一场尖锐的冲突，中国电力体制的弊端也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开

　　“我们不得不这么干。我们已经被逼到绝路上了！如果国家再不对《电力法》第25条进行修订，我们只能是死路一条。”董静波一脸疲惫，声调悲凉而愤懑。

　　在说这几句话的前一天即2004年5月14日晚上，山东济南琦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董静波率领着30余名公司员工，与隔壁的齐鲁制药厂平阴分厂一道，偷偷完成了实现双方电力“直供”的电路铺设工程，一直熬到次日凌晨的3点钟。

　　之所以选择在夜里行动，是因为害怕平阴县供电局前来阻挠。

　　同时，琦泉热电公司连夜起草了一份发给平阴县供电局的通知，声明单方面解除与供电局的电力合作关系。董静波说：“之所以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就是因为矛盾太深，不可调和。”

　　按《电力法》的有关规定，琦泉热电公司的举动绝对有违法嫌疑。果不其然，供电局得悉情况后大为恼火，立刻对琦泉热电公司采取了“截网”的惩罚措施，然后将琦泉热电公司拉到县政府“对簿公堂”。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国19个省市为“电荒”所苦、先后拉闸限电的时候，山东电网的电力供应一直是略有盈余的。在这个电力盈余省里发生的这个有关冒险与冲突的故事，把在理论界争得沸沸扬扬的“电力直供”演变成了一场现实的“全武行”，中国电力体制的弊端也在其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开。

　　死亡威胁

　　平阴县距离济南市有35公里，乘车要花一个多小时，济南琦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就在平阴县青龙路的99号。这家于2001年由国有电厂改制而来的民营控股热电公司目前正承受着在生死边缘游走的煎熬，“深夜直供”的冒险之举就是面临死亡威胁之际的一次本能挣扎。

　　2004年4月22日，琦泉热电公司将一份名为《关于煤炭告急的紧急情况汇报》的材料放在了平阴县委、县政府有关领导的办公桌上。自2003年下半年以来，煤炭价格持续暴涨，在山东地区，原来240元/吨的价格，目前已经涨到了380元/吨，而平阴县则涨到了415元/吨。煤炭价格的上升导致了热电企业电、汽等生产成本的直线上升，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一般民营热电企业的承受能力。离平阴县不远的长清县热电公司因为实在难以承受亏损的压力，已经于3月中旬全线停产，而济南明湖、北郊热琦泉热电公司也试图关闭部分机组或停产。济南琦泉热电公司也时刻面临停产的危机，一种不安的情绪笼罩在公司的上上下下。

　　董静波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公司月平均燃煤1.2万吨煤，全年燃煤14万吨。如果按照每吨价格增长140元计算，仅煤炭一项，公司全年增支将达到1960万元，而2003年公司的盈利只有300多万元。这就是说，如果煤价持续上涨，而电价却不大幅度上涨，则公司全年将亏损1600万元。这样一个亏损数字对于一个县级民营小厂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

　　“就算我坚持，坚持，再坚持的话，最多能撑2个月！”董静波忧心忡忡地说。

　　更让董静波愤懑的是，由于琦泉热电公司是民营公司，故不享有国营公司的平价供煤指标，银行也不愿意贷款，这些使得济南琦泉公司在处境上更为被动。煤库的原煤储量只减不增，公司也没有流动资金购煤，这一切的问题都摆在了董静波的面前，他的心情日益焦躁。

　　在董静波看来，对民营热电公司的歧视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非常不理智。济南琦泉公司是平阴县惟一的供电企业，热电公司停产，就意味着将给盘踞在平阴县的齐鲁药厂平阴分厂、国棉厂、福胶集团等17家企业以重大打击。

　　“停电对于制药企业来说将是毁灭性的，有时候停电20分钟就能导致100万元的损失。”齐鲁制药厂平阴分厂的负责人之一陈忠告诉《经济》。

　　求生之道

　　尽管越发电越亏损，但考虑到种种社会后果，董静波还是决定济南琦泉热电公司先顶上一阵，期望形势能出现些许转机。

　　但让董静波不理解的是，他这个民营企业的董事长尚且在为了社会利益而苦撑不退，而纯属国有的平阴县供电公司却忙不迭地抽身自保：平阴供电公司本是琦泉热电公司的大股东之一，占有46%的股份。可煤炭涨价不久，平阴县供电公司便立即宣布退股，这使得琦泉热电公司措手不及，形势雪上加霜。

　　董静波意识到，孤军无援的他只有以非常之策来应对非常之局了。

　　既然成本只增不减，要缩小亏损，只有增加收入了。但怎么增加收入呢？电厂供电必须由供电局统一经营，上网价是改不了的。

　　这时，隔壁邻居，同时也是十几年的合作伙伴――齐鲁制药厂平阴分厂找上门来了，商量由济南琦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不经过平阴供电公司，直接向药厂供电。

　　齐鲁制药厂平阴分厂有它自己的一套算盘。这家制药厂的年用电总量是7000万千瓦时，供电公司供给的电价是0.60元/千瓦时，而琦泉热电公司的直供价是0.50元/千瓦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