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清洁煤分量太“轻”？
2012-05-14 14:37:58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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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18讯：
尽管《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已出台一个多月，仍然不断受到来自各方的关注与争论。
近日，在清华大学BP清洁能源研究与教育中心里，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一边翻看打印的《规划》，一边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在这份《规划》中，我最关心的是与煤的清洁利用相关的问题，但这只是重点任务的第五个部分，长度仅仅只有半页A4纸。我认为是煤炭工业发展中最重要的环节却在《规划》中分量非常少，清洁煤是不是太‘轻’了？”
IGCC与多联产被忽视
倪维斗指出，《规划》整体花了不少功夫毋庸置疑。但长期以来对清洁煤的相关问题争论较大，尤其是关于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和多联产的问题，应当在《规划》中给出明确说法。
中科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战略研究与工程咨询中心主任邓蜀平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规划》中整体所涉及的部分比较全面，如煤炭的开发布局、企业兼并重组、大基地建设等等，而在清洁煤利用方面，确实着墨不多，而且没讲到IGCC发电和多联产的问题。
他认为：“IGCC从科学发展的思路和方向来看都很好，之所以存在争议，一方面IGCC目前在国外也并不是主力发电机组，工业化并没有推广；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IGCC投资太大，从能源效率和经济成本来看，目前尚不如超超临界机组。”
而对于多联产，邓蜀平则认为发电系统和化工系统之间需要无缝对接和耦合，如何调节、如何控制仍存在着技术难度，“既要保证发电的效率，还要保证合成的效率，从技术实现角度来说，一般的电力企业不愿意冒这个险”。
倪维斗说：“现在我国上得比较快的就是几种超超临界机组，但煤是不是直接燃烧就完事了呢？煤的直接燃烧会引起很多问题――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氧化氮、汞、颗粒物等等，譬如眼下PM2.5正闹得沸沸扬扬，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规划》中关于煤的清洁利用考虑得很不够。”
应增加多种示范试点
由于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关小机组、上大机组”，上的多是60万千瓦以上的超超临界和亚临界技术，对此邓蜀平指出，就技术的成熟性和可靠性而言，超超临界肯定是“十二五”的重点，同时低热质煤的循环流化床锅炉的发电也将是今后重点。
作为我国“700℃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创新联盟”参与人之一，倪维斗表示，超超临界技术的确是目前清洁煤技术方面最便宜、最现实的方法，但并不是唯一途径，“《规划》也必须布局和示范其他路径，目前做得很不够”。
倪维斗指出，对于IGCC与多联产需要设立更多的示范试点促进其成长。“如果只是单纯对比不同的技术和方案，选择积累经验最好的来做，那么IGCC和多联产肯定比不上超超临界。”
对此，倪维斗打了一个比方：“好比一个小孩现在和大人打架肯定打不过，但只要给小孩成长的空间，他未来的发展肯定会慢慢赶上甚至超过大人。如果因为现在IGCC和多联产技术不成熟就不做了，那肯定是不行的。”
他表示，仅以多联产产生的大量甲醇为例，将来就可以替代汽油和柴油用于汽车燃料，“我认为甲醇是替代汽油极好的方法”。
邓蜀平也认为，尽管目前IGCC面临着技术和经济的双重瓶颈，但IGCC能减少碳捕集的费用，而且从碳交易的角度看，已可以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
不过邓蜀平也指出，《规划》更偏重实际和产业化，所以提出的目标都是目前能产业化与规模化的举措，这也是主管部门为降低决策风险采取的做法。IGCC与多联产应该做示范试点，但要在“十二五”提出具体的目标可能还为时尚早。
大力发展现代煤化工
对于《规划》涉及现代煤化工的内容较少，倪维斗认为这也是他认为“清洁煤太轻”的原因之一。
“发展现代煤化工并不是过热不过热的问题，而是太少。”倪维斗说。
他认为，远水解不了近渴，新能源技术的成熟非一朝一夕之功。但眼下国家能源安全已经非常危急，2011年对外石油依存度已接近60%.由于特殊的国情，煤制油、煤制天然气是目前替代石油的最重要、最便捷的手段。
邓蜀平也认为，从提高能源安全的角度而言，虽然中国不能像南非那样70%的石油都依靠煤制油提供，但也应当更加重视现代煤化工发展和布局的问题，“煤制油、煤制天然气与烯烃等等，其下游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
他指出，从目前《规划》中仍将新疆作为能源接续区的战略来考虑，国家对大力开展煤化工还是比较谨慎的。
目前，我国每年用在现代煤化工方面大约是1亿多吨煤。对此，倪维斗认为需要好好规划一下，“我算了一下，依据目前《规划》的数据，从现在到2050年我国需要用1500亿吨左右煤，这些煤到底应该如何用？大致用在不同领域的比例是多少？”
他认为，《规划》中关于煤炭总量的提法和煤炭如何规划使用等问题，仍是“脚踩西瓜皮”――看得不够远也不够全面。
对此，邓蜀平表示：“很多数据煤炭行业自己也很难确定，因为搞煤炭的不可能又了解冶金、化工又懂电力，这就需要国家各部门、各单位甚至各个地区一起协商讨论。”
“从清洁煤的角度来看，《规划》缺乏总体的、明确的、多方研讨的办法。清洁煤利用是我国目前最重大的能源问题，如果做不好文章，起码在未来二三十年之内解决不好中国的能源问题。”倪维斗说。
尽管《煤炭工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已出台一个多月，仍然不断受到来自各方的关注与争论。
近日，在清华大学BP清洁能源研究与教育中心里，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一边翻看打印的《规划》，一边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在这份《规划》中，我最关心的是与煤的清洁利用相关的问题，但这只是重点任务的第五个部分，长度仅仅只有半页A4纸。我认为是煤炭工业发展中最重要的环节却在《规划》中分量非常少，清洁煤是不是太‘轻’了？”
IGCC与多联产被忽视
倪维斗指出，《规划》整体花了不少功夫毋庸置疑。但长期以来对清洁煤的相关问题争论较大，尤其是关于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IGCC）和多联产的问题，应当在《规划》中给出明确说法。
中科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战略研究与工程咨询中心主任邓蜀平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规划》中整体所涉及的部分比较全面，如煤炭的开发布局、企业兼并重组、大基地建设等等，而在清洁煤利用方面，确实着墨不多，而且没讲到IGCC发电和多联产的问题。
他认为：“IGCC从科学发展的思路和方向来看都很好，之所以存在争议，一方面IGCC目前在国外也并不是主力发电机组，工业化并没有推广；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IGCC投资太大，从能源效率和经济成本来看，目前尚不如超超临界机组。”
而对于多联产，邓蜀平则认为发电系统和化工系统之间需要无缝对接和耦合，如何调节、如何控制仍存在着技术难度，“既要保证发电的效率，还要保证合成的效率，从技术实现角度来说，一般的电力企业不愿意冒这个险”。
倪维斗说：“现在我国上得比较快的就是几种超超临界机组，但煤是不是直接燃烧就完事了呢？煤的直接燃烧会引起很多问题――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氧化氮、汞、颗粒物等等，譬如眼下PM2.5正闹得沸沸扬扬，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规划》中关于煤的清洁利用考虑得很不够。”
应增加多种示范试点
由于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关小机组、上大机组”，上的多是60万千瓦以上的超超临界和亚临界技术，对此邓蜀平指出，就技术的成熟性和可靠性而言，超超临界肯定是“十二五”的重点，同时低热质煤的循环流化床锅炉的发电也将是今后重点。
作为我国“700℃超超临界燃煤发电技术创新联盟”参与人之一，倪维斗表示，超超临界技术的确是目前清洁煤技术方面最便宜、最现实的方法，但并不是唯一途径，“《规划》也必须布局和示范其他路径，目前做得很不够”。
倪维斗指出，对于IGCC与多联产需要设立更多的示范试点促进其成长。“如果只是单纯对比不同的技术和方案，选择积累经验最好的来做，那么IGCC和多联产肯定比不上超超临界。”
对此，倪维斗打了一个比方：“好比一个小孩现在和大人打架肯定打不过，但只要给小孩成长的空间，他未来的发展肯定会慢慢赶上甚至超过大人。如果因为现在IGCC和多联产技术不成熟就不做了，那肯定是不行的。”
他表示，仅以多联产产生的大量甲醇为例，将来就可以替代汽油和柴油用于汽车燃料，“我认为甲醇是替代汽油极好的方法”。
邓蜀平也认为，尽管目前IGCC面临着技术和经济的双重瓶颈，但IGCC能减少碳捕集的费用，而且从碳交易的角度看，已可以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
不过邓蜀平也指出，《规划》更偏重实际和产业化，所以提出的目标都是目前能产业化与规模化的举措，这也是主管部门为降低决策风险采取的做法。IGCC与多联产应该做示范试点，但要在“十二五”提出具体的目标可能还为时尚早。
大力发展现代煤化工
对于《规划》涉及现代煤化工的内容较少，倪维斗认为这也是他认为“清洁煤太轻”的原因之一。
“发展现代煤化工并不是过热不过热的问题，而是太少。”倪维斗说。
他认为，远水解不了近渴，新能源技术的成熟非一朝一夕之功。但眼下国家能源安全已经非常危急，2011年对外石油依存度已接近60%.由于特殊的国情，煤制油、煤制天然气是目前替代石油的最重要、最便捷的手段。
邓蜀平也认为，从提高能源安全的角度而言，虽然中国不能像南非那样70%的石油都依靠煤制油提供，但也应当更加重视现代煤化工发展和布局的问题，“煤制油、煤制天然气与烯烃等等，其下游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
他指出，从目前《规划》中仍将新疆作为能源接续区的战略来考虑，国家对大力开展煤化工还是比较谨慎的。
目前，我国每年用在现代煤化工方面大约是1亿多吨煤。对此，倪维斗认为需要好好规划一下，“我算了一下，依据目前《规划》的数据，从现在到2050年我国需要用1500亿吨左右煤，这些煤到底应该如何用？大致用在不同领域的比例是多少？”
他认为，《规划》中关于煤炭总量的提法和煤炭如何规划使用等问题，仍是“脚踩西瓜皮”――看得不够远也不够全面。
对此，邓蜀平表示：“很多数据煤炭行业自己也很难确定，因为搞煤炭的不可能又了解冶金、化工又懂电力，这就需要国家各部门、各单位甚至各个地区一起协商讨论。”
“从清洁煤的角度来看，《规划》缺乏总体的、明确的、多方研讨的办法。清洁煤利用是我国目前最重大的能源问题，如果做不好文章，起码在未来二三十年之内解决不好中国的能源问题。”倪维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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