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市场叩门,碳金融何去何从 | 深圳试点启示
eo记者 赵希
11月14日,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在波恩气候大会上向全世界公布了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最新进展,“启动工作准备就绪,已进入审批程序,一旦批准,就会启动。”
这个被称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原定2017年内启动。由于配额分配、数据质量、覆盖行业选择和试点市场衔接等多方面的障碍,启动过程相当艰难。阶段性的结果是,减少控排行业,在基础更完备的行业中挑选企业参与交易,再逐步扩大覆盖的行业和交易规模。
此前诸多第三方机构想要发展的碳金融业务,也在波恩会议上有了明确的定位——碳交易的唯一目标是通过市场手段降低减排成本,机制启动前期不会考虑碳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内共识是,对碳金融的谨慎态度,源自严控金融风险的政策大背景。
尽管启动时间可能推后,全国碳市场的特征却不是“慢”而是“快”。如果把2010年看成中国低碳元年,以国家发改委下发《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为标志,从发出明确的政治信号,到“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写入了“十二五”规划,到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运行,再到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宣布全国碳市场启动时间表,直至2017年终行至启动门前,前后不过六年。
六年间,欧盟碳市场和美国加州碳市场经历了几波起伏,国内的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也逐步降温,同时大量的碳交易、服务机构兴起。此刻,全国碳市场的大门即将开启,已经运行了几年的七大试点,究竟积累了怎样的经验和教训,而这些宝贵积累又会如何影响全国碳市场,如何与配额制、绿证等机制共洽,如何塑造中国的低碳之路?
作为一个低碳程度已经走在全国前列的先进城市,深圳还想做得更好。如何利用碳市场助力深圳低碳升级,是深圳试点的核心诉求。
启动前奏——立法保障
在2011年10月2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深圳是七大试点之一。
成为试点后,深圳市政府格外重视,在立法和行政规定方面对碳市场运行做了双重保障。先是在2012年底的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上,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碳排放管理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后又以人民政府令的形式,颁布了《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下文简称《办法》)。事实上,在七个试点中,只有深圳、北京对碳市场运行做了立法准备,其他试点主要采取约束力较弱的行政通知、办法。
2013年6月,深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
“欢迎一起来减排”
“碳市场的目标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总裁葛兴安一语点出地方建立碳市场的初衷。
深圳市建立碳市场的目的,在其立法的《规定》第一条就说明了,即“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优化环境资源配置,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推动碳排放强度的持续下降”。
其实在成为试点之前,深圳市就已经是一个产业结构相对清洁的城市,以2010年为例,深圳市三次产业比例为0.1∶47.2∶52.7,其中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四大支柱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60%,万元GDP能耗为0.51吨标准煤,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2。
如何在控制排放总量的同时,用碳交易的方式继续推动企业转型升级也是深圳市对碳市场的期待。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深圳碳市场设置的控排企业排放量纳入门槛较低,以便纳入尽可能多的企业参与交易。依据《规则》,年排放量超过3000吨二氧化碳的企业,都被纳入。而其他试点的纳入标准,基本都是年二氧化碳排放量1万—2万吨,湖北试点还设在了6万吨。
在这一规则下,深圳碳市场纳入了800多家企业,是七大试点中纳入控排企业最多的两个试点之一,仅次于北京,其他几个碳市场的纳入规模平均200多家。
对于这800多家企业的转型,深圳市有着不同的规划,这种不同体现在了碳配额的分配方式上。对于水、电、气、港口、地铁等带有公共事业属性的行业,深圳在配额分配时主要考虑的是企业年度生产总量,而对于其他行业则主要考虑工业增加值,即企业的GDP。换而言之,相同情况下,一个企业的工业增加值越高,能拿到的碳配额也越多。
据葛兴安介绍,这一举措是为了激励这些企业多生产更高附加值的产品,从而促进整个深圳企业的产品升级。
借力碳市场促进产业升级的做法,从结果看是不错的。以2015年为例,相比2010年,当时纳入碳市场的有636家控排企业,它们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下降了581万吨,下降幅度约18%,碳强度下降了41.8%,而国务院印发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给广东制定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目标为19.5%。此外,控排企业中621家非公共事业的企业工业增加值增加了1484亿元,增幅54.7%。
不过,这些亮眼的数字背后,碳市场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并不明确。事实上,2015年下降的581万吨碳排放量中,有300多万吨的降幅来自于电力行业,而火力发电小时数的下降是主要原因。其他行业的碳排放量下降约200万吨,主要是因为企业用电量的下降。
为了摸底碳市场对节能减排的实际贡献,2015年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曾以问卷的形式做过调研。600多家控排企业中,有120家填写并返回了问卷。其中90%的企业表示每年都会上节能减排项目,60%的企业表示是专门为了碳市场而开展节能减排项目。对于这一结果,葛兴安向记者坦言“蛮惊讶的”。
碳市场是希望通过市场之手,以最低的全社会减排成本达成减排目标,即减排成本最低的企业先行减排,再将其多余的配额以高出边际减排成本的价格卖给成本高的企业。由于目前较为宽松的配额总量设定,“几乎所有试点当前的碳价都与企业的减排成本无关,”超越东创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文简称“超越东创”)总经理雷雪晶告诉记者,过于低廉的碳价不可能对有减排成绩的企业产生有效激励,也不可能对需要节能减排的企业产生成本压力,如果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企业没有动力减排。
但深圳市管控企业碳排放量和碳强度双降的事实,也证明控排企业做了一些节能减排的工作。葛兴安认为,不能完全从碳价格和减排成本的角度分析企业的行为。理论上,减排成本低的行业选择减排,而减排成本高的行业选择购买配额而不减排。但事实上,从长远的提效角度考虑,在自身现金流允许的情况下,大部分企业会选择自身减排而非购买碳配额。从品牌角度,自身减排比购买配额显得更绿色。
达成目标或需碳金融
在低碳的大趋势下,企业有减排的想法,而且也做出了一些行动,但要深度减排,葛兴安认为资金最关键,而碳金融可以帮助解决资金问题。
深圳市在碳金融上也做了一些尝试,比如利用自身的优势开展了跨境碳资产回购融资、碳排放配额质押融资等业务。但未来这些金融创新产品会如何发展,还得看国家政策的导向。
深圳碳市场由于整体体量不大,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大型的金融机构兴趣不大。但也不乏一些有想法的资本,广东南粤银行深圳分行(下文简称“南粤银行”)便是其中一例。
深圳碳市场启动后,南粤银行深圳分行战略客户部总经理刘春晖在新闻报道中看到了相关消息,她联想到或许银行业务可以同碳市场结合,就积极地与深圳排交所建立联系,让南粤银行成为了深圳排交所的第三方存管银行。但第三方存管仍是传统业务,刘春晖期待的是更多的碳金融创新。
随后,刘春晖了解到深圳市富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有进行碳资产质押融资的想法,而南粤银行也把开发碳资产质押作为银行开发碳金融的首选业务。通过深交所撮合,两者一拍即合,实现了深圳首笔碳资产质押融资。刘春晖特意解释说,这是一笔纯信用质押,无需其他额外存单房产担保,无集团担保,也不用从企业原有贷款中剥出一部分作为碳资产质押贷款。这种质押是碳资产金融属性的体现,并且根据银行贷款规章,银行会严格追踪贷款款项,保证其最终用于节能减排项目或其他合理用途。
负责风险管控的南粤银行深圳分行常务副行长李煌告诉记者,当时想为企业开发碳资产质押融资业务的银行还有其他几家,且都比南粤银行体量大,但最终都卡在了风险控制这一关上。李煌解释说,有碳资产质押融资需求的企业往往规模不大,经营年限不长,按照银行传统业务授信的原则,很难通过风险控制审核。但实际上,只要碳资产质押融资本身的机制、价格等设计合理,对于银行而言风险是可控的。
通过了风险评估后,整个工作推进十分迅速,仅仅在一个月内就完成了碳资产质押贷款的审批,这得益于南粤银行专门为其开辟的绿色通道。和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出身城市商业银行的南粤银行希望在服务、创新、高效方面体现出自身相对优势,有动力参与碳市场这一非传统金融领域,将碳金融视作银行的特色产品之一。
虽然目前碳金融市场体量很小,但考虑到未来全国碳市场即将启动,南粤银行也在不断思考市场主体对于碳金融各种可能的需求,并继续研发诸如碳资产理财等产品。
李煌表示,一些碳排放大户有很多融资途径,同时实施节能减排改造所需资金不菲,现有的碳资产质押融资项目很难吸引并满足其需求。所以银行一方面继续探索开发适合这类碳市场大客户的碳金融产品,一方面希望国家可以在财税方面给予碳金融业务一些实质支持,例如碳金融贷款贴息、风险补偿政策等。
此外,还有一些值得开发的潜在客户。有一些碳资产管理企业或为一些碳排放大户提供节能减排服务,或与其共同开发节能减排项目,这类企业自身碳排放量不大,因而没有碳配额,但有节能减排的资金需求。如何利用碳市场,为它们提供碳金融的服务,也是银行正在思考的问题。
“尽快打破碳交易区域限制,建立国家级的碳交易体系。”在谈及对未来全国碳市场的期待时,李煌希望看到政策上的连续性。
风格各异的控排企业
银行希望开发多样化的碳金融产品,也是因为深圳控排企业的多样化。相比其他试点,深圳碳市场纳入控排企业的数量最多,行业种类最多,排放量也较为分散。
雷雪晶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这些企业提供碳减排咨询、碳资产管理等服务。她告诉记者,深圳比较活跃的控排企业大致可以分为上市公司、大型国有企业以及中型民营企业三类,三类企业参与碳市场的风格各异。
在当前深圳碳市场纳入的控排企业中,约有20—30家上市公司,相对其他试点而言较多。雷雪晶将这些公司视为深圳碳市场中的优等生。
“因为这些上市公司财务运作能力强,对碳市场的运行机制接受得比较快,能够快速形成一套内部的评价体系,较早确定应对和参与策略,与排放权交易所建立良好的信息互通渠道,与碳资产管理公司开展专业化的密切合作。” 雷雪晶解释道。
但这些上市公司,多为一些高新科技公司,本身的能耗水平不高,提升的空间较为有限。这也是深圳大多数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在深圳碳市场建立初期,一些企业曾提出,由于自身在节能减排上已经开展了很多工作,希望能借鉴欧盟碳市场经验,通过碳市场给予他们一些先期碳减排奖励,但并未实现。不过深圳市也出台了一些配套政策,比如南山区自主创新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节能减排分项资金,就专门分设资金给碳配额盈余企业进行额外奖励。
不同于以高科技为主的上市公司,深圳碳市场中的大型国有企业只有电力企业。它们是碳排放大户,最关注的是控制风险,履约是首要任务,对于频繁的碳配额交易兴趣不大,往往只会在履约前买卖自身缺少或多余的碳配额。此外,出于对风险的担心,这些企业在面对一些新鲜的碳交易模式时往往持观望态度。
据雷雪晶回忆,超越东创在深圳碳市场初期,向电力企业推出了一种中国核证减排量(CCER)置换的交易模式,即利用碳市场可以用CCER部分抵消企业年度碳排放量的政策,通过相对低价的CCER置换碳配额,帮助企业降低履约成本。
产品推出的第一年,超越东创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与该企业进行沟通,才成功引导该电力企业尝试这种置换交易。在未有任何市场先例的时候,该电力公司对于这种置换交易最大的顾虑在于,可能产生的履约风险,影响履约合规。相比之下,这种交易能节约的成本或可获得的收益对企业的吸引力不大。但在这家电力企业尝试之后的第二年,深圳又新增两家电厂接纳了这种交易模式。直到第四年,也就是今年,深圳几乎所有的电厂都消除了疑虑,接纳了这种置换交易。
大型国企虽然在交易层面动作较缓,但在碳数据系统构建方面却十分积极。由于碳市场交易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权益,数据的真实可靠尤为关键,因此对企业能耗数据管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大型国企往往既被纳入碳市场也参与电力交易市场,特别是随着电力交易市场的深入,它们对于自身电力数据以及其他能源数据的管理越发重视。很多企业都建设了自己的数据管理系统,以便更清晰自身的用能情况,为下一步优化做准备。
与大型国企作风相反的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它们逐利性强,对于碳配额的高买低卖更有兴趣,交易较为频繁,但在前期投入成本更高的数据系统构建上,积极性较弱。
这些企业对于碳市场的态度不一,一方面与企业的性质有关,一方面也与企业领导层的认识有关。据雷雪晶介绍,目前控排企业中对接碳资产管理业务的企业部门主要有三大类,一类是环境、健康、安全(EHS)部门,一类是财务部门,这两类部门接手碳交易事物时,多会从部门专业的角度出发,即从能源管理和财务运作的方面管理企业碳资产。而第三类是行政部门,比如一些公司的总裁办,雷雪晶最赞赏这类部门在公司碳资产管理中发挥的作用。
“高级行政部门往往会将碳资产运作融入到整个公司战略中,无论是企业用能管理还是对外品牌战略提升,都会乐意新增一个低碳的角度。”雷雪晶表示。
回看深圳碳市场试点的这几年,雷雪晶能感觉到大多数企业对于碳市场有了更多认识和更深的理解,尤其是在数据管理上有了较大进步,给深圳碳市场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深圳碳市场体量较小,且配额发放整体较为宽松,同时CCER最高可以抵消企业年度碳排放量10%的比例较高,且未对其种类和地域做过多限制,导致整个市场配额富余较大。在这种情况下,碳资产的价值难以完全体现,一些金融衍生产品多处于创新阶段,难以在当前的碳资产价值上形成可持续的、规模化的市场需求,也导致碳市场对于企业节能减排的作用未能完全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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