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走出电力过剩与电力短缺的循环怪圈

电力18讯：    中国的电力供给，始终游走于短缺与过剩间。

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了长期的电力短缺期，至1986年，短缺超过了总发电量的20%。1997年，电力供需达到平衡。到了1999年，电力过剩10%。2002年再次出现电力短缺，2005年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经历了电力短缺，为1990年代以来最为严峻的一年。今年，电力供需大体平衡，但2007年电力过剩似乎成为定局。即便如此，电力投资仍热度不减，推动了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旺盛。

中央政府从2003年开始发出警告，一方面出于经济过热隐虑；另一方面，中国需要更合理配置产业资源，保护日益遭受破坏的环境。而此时，内蒙古新丰电厂违规投资受到中央严厉惩治则寓意深刻。

不过矛盾在于，电力行业垄断色彩依旧明显，利润丰厚，蜂拥而入者当然很多。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急于发展经济，特别对于资源大省，不发展电力难以摆脱产业末端之困。

那么，我们该如何走出电力过剩与短缺循环怪圈？该如何理顺电力投资体制之困？更进一步，如何打破垄断，使资源配置更高效率，全民享受电力竞争带来的福利？

本报诚邀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前亚行能源经济学家)林伯强，花旗集团亚太经济与市场分析部副总裁沈明高、世界银行北京代表处高级能源专家赵建平，纵论电力行业调控和电力改革。

1. 电力调控

主持人：2003年，随着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部分行业出现盲目扩张，导致煤、电、油、运全面紧张，引发电力投资大热。于是自2004年，发改委等有关部门叫停数十个新建项目。今年，为抑制整体经济过热，央行亦采取一系列紧缩措施。到目前为止，这一系列的电力调控措施，是否减缓了电力可能过剩的担忧？

林伯强：我认为这些调控措施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即使大家基本上明确了2007年会出现电力过剩，但电力投资的热情依然存在。这次内蒙古新丰电厂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该厂起初是因为发生重大施工事故而引起关注，并被发现为明确叫停后却依然在建的电力项目，恐怕其他地方类似的违规项目也不在少数，只不过没有被重视而已。

赵建平：我认为中国目前对电力行业的调控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主，比如发改委通过核准制度或直接叫停一些电力项目，还是比较起作用的。据我所知，现在违规的新建电力项目很少，主要是一些投入了初期建设的项目不愿意停止，企业不愿意蒙受损失。根据有关方面的估计，今明两年的投产机组将达到高峰，随后会有所下降。在建和新开工项目中，低效率，高污染的小机组比例已明显减少。而升息、紧缩信贷等宏观调控措施对电力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毕竟电力没有一个成型的市场，垄断程度高，对于利率等反应不敏感。

沈明高：电力行业对加息不敏感，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现在我国流动性很充沛，加息只是一定程度上收缩银行贷款，但是很多大的国有电力公司可以通过发债、票据融资获得低成本的资金，除非目前的低市场利率也同时得到改变，否则投资增长速度很难降下来。当然这次加息跟以往有所不同，即长期贷款利率提高，可能会对中长期项目有所影响。第二，在垄断的情况下，决定一个项目上不上主要不是看成本，更关注的是是否存在潜在的电价上调的可能性，而地方政府更关心税收的增长。何况利率本身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货币政策工具，当它遇到电力这个垄断行业时，不可能有多大效果。所以电力行业不能只依靠经济手段调控，行政干预是必要的。而且依过去的经验来看还是比较有效的，否则就不会出现前一轮的短缺。但同时从较长时期来看，这种行政调控同时又是不成功的，过犹不及。

此外，我认为对过剩这个概念的定义需要很谨慎，不能只看现在的需求和产量之间的缺口，更应该动态地看这个问题。比如现在原油价格过高，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电力是石油的一个替代品，当油价在每桶70美元或者更高时，对电力的需求必然会增加。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电力是否过剩，或者说过剩多少恐怕都要重新衡量。

主持人：刚刚提到内蒙古新丰电厂的违规案例，那么为什么在电力过剩的强预期下，在全国进行宏观调控抑制整体经济过热、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情况下，电力投资热情仍然不减？

林伯强：电力过剩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因为电力行业基本上是国营企业，国营企业的经营特点是以大为先；对地方政府来说，电力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对GDP、地方税收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于银行来说，以往电力项目贷款的效益较好，而且偿还资金比较及时，所以政府、企业和银行都有电力投资的冲动。其实在正常情况下，即使三者加一起也未必能引起大过剩，因为国家不会允许这么疯狂的电力投资，但在电力短缺时，地方政府有充足的借口，国家也很为难。所以说，短缺为电力投资冲动和电力过剩提供了环境。

另一方面，因为电力企业和银行基本都是国有的，所以即使电力过剩时电力行业的效益下降，银行也不怕。因为电价由国家决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