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笔生香:张昌与《渭南历史名人》
【作者简介】张昌,祖籍陕西大荔,高级政工师,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员工。
《序》
从宝鸡到潼关,八百里秦川自西向东呈喇叭口放射状。滔滔渭河在喇叭口里流金淌银,滋润着美丽富饶的关中大地,被誉为关中人民的母亲河。长期以来,人们称渭河以北为渭北或者河北,以南称渭南或者河南;八百里秦川以西安为界,西安以东叫东府,西安以西称西府。因此,在西安东北部形成了一个叫东府渭北的广大地区。
东府渭北是当今渭南市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潼关、韩城、合阳、澄城、蒲城、富平、大荔、白水等以及华县、华阴、临潼的部分区域。这里地处要塞,土地广袤,物产丰富,经济发达。自古以来,钟灵毓秀,人文荟萃,文化厚重,民风剽悍,英雄辈出,甚至在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本人自幼喜欢历史,工作之余,浏览史志,探踪觅影,努力找寻先贤们曾经的足迹。前些年,适逢政府编撰《渭南历史名人》,担负部分写作任务,精选其中三篇,以飨读者。
《再造唐室 功盖天下》
——唐汾阳王郭子仪
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唐中兴名将,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内平叛乱,外御侵略,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屡建奇功,七朝大臣,四朝柱石,任将帅60年,担任中书令24载,其一身系国家安危20余年, 84岁告别沙场。举国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
临危授命 初战告捷
郭子仪出生在一个军官家庭,从小饱读兵书,苦练武功,青年时以武举高等入仕,长期驻守北部边陲。他身长体健,相貌秀杰,勤奋好学,修养极深。在河东(今山西太原)服役,为哥舒翰部少壮军官,部下犯军纪,代人受过,赴刑场途中邂逅著名诗人李白。李见他仪表堂堂,认定将来会成为国家栋梁,径直奔哥舒翰大帐:“此壮士目光如火照人,不十年当拥节旄,”以官职担保,救下郭子仪。后郭屡立战功,累官至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成为一名高级将领。
适逢开元盛世,子仪常往来京城,目睹城阙壮丽,物阜民丰,万国来朝,文化发达,聆听公卿名臣嘉言宏论,胸襟开阔,又默然意识到潜伏的巨大社会危机,深感责任重大。
当时唐朝从兴盛逐渐衰落,一代名君唐玄宗春秋已高,纵情享乐;奸相李林甫、杨国忠更替把持朝政,纲纪大乱;虽对外和亲,但周边的突厥、回纥、吐蕃等虎视眈眈;在边镇设置10个节度使,屯戍重兵,由于府兵制的废止和募兵制产生,当兵变成一种职业。节度使后又兼管行政、财政,共拥兵49万,而中央禁军不过12万,外重内轻,兵骄将悍,逐渐成为割据势力;宦官当政,穷兵黩武,二十万精锐征讨云南,丧失殆尽;政治极度腐败,社会矛盾尖锐,终于导致安史之乱。
混血将领安禄山,通晓6种蕃语,商人出身,阅历丰富,奸诈狡猾,很有心计,作战勇敢,粗犷干练,以虚报战功和献媚贿赂近臣等手段取得皇帝信任,青云直上。唐玄宗对他非常欣赏,特别宠幸,至天宝十载(751),已窃平卢取、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拥兵近20万,实力雄厚,赏罚自专,威权日重,权倾一时。安禄山多次入朝,目睹皇帝昏庸,朝政腐败、官员无能,军备松弛,在一帮失意汉人谋士的策划下,估计天下可取,反心日炽,图谋叛乱:令部下久居京师,窥伺动静;暗中派胡商到各地,每年坐收百万之利;与亲信高尚、严庄、史思明等组成反唐集团;提拔亲信将领,以藩将32人替代汉将;豢养亡命之徒为亲军;筑城扩兵,训练士卒,积聚食粮,秣马厉兵,伺机叛乱。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以讨伐杨国忠为名,发兵15万,号称20万,浩浩荡荡,日夜兼程,长驱南下,杀入中原。
当时天下承平日久,人民不懂得战争,军备空虚,战斗力锐减。黄河以北24郡文官武将,闻风瓦解,或开城迎敌,或弃城逃跑,或被擒杀。叛军势如破竹,席卷大片地区。
长期沉溺于游乐宴饮的唐玄宗毫无准备,仓促部署:提拔郭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郡太守、朔方节度使,率军讨逆;西部边兵内调;大将高仙芝、封常清去东京洛阳募兵抗敌。
叛军踏冰飞渡黄河,破陈留、陷荥阳,败封常清于虎牢关,乌合之众难敌虎狼之师,洛阳陷落,玄宗怒斩封、高二将,形势十分危急。
唐朝的国运几乎系郭子仪一身。
寒风料峭,战旗猎猎,白雪茫茫,千里冰封,年近花甲的郭子仪脸色凝重,身披铠甲,亲赴校场,检阅三军,誓师东征:“殄灭叛逆,为国尽忠。”
强大的朔方军如出弦利箭,直插叛军软肋,出单于府,收静边军,斩叛将周万顷,击叛将高秀岩,大败薛忠义,坑杀叛军骑兵7千,一举收复重镇云中(今山西大同)、马邑(今山西朔县),大获全胜。
马邑的收复重开了东陉关,打通了朔方军与太原军的联系,使安禄山下太原,入永济,夹攻关中的如意算盘落空,赢得了战场主动权,捷报传京,人心稍安,郭子仪以功加御史大夫。
朝廷命郭子仪回朔方,补充兵员,从正面打击叛军,收复洛阳。郭认为:夺取河北,切断洛阳、范阳叛军联系,绝其后路,促使叛军内部溃乱,是一步胜棋。他推荐部下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又分1万精兵给李,送他出征。
骁勇的李光弼由太原出井陉,所向披靡,一连收复7座县城,直奔常山(今河北正定),常山百姓杀叛军迎接官军。史思明闻讯,率5万大军包围李光弼于常山,双方展开激战,持续40多天,直杀得日月无光,河山呜咽。
擅长守卫的李光弼寡不敌众,消耗很大,被迫困守,派人求援。郭子仪星夜兼程,率精兵东进,火速驰援,与李光弼会合,以10万官军,与史思明会战于九门城(今河北藁城)南,叛军骁将李立节被郭部将浑瑊射死,叛军大骇,史思明逃奔赵郡,官军大获全胜。
史思明新败,纠集5万叛军,退守博陵。博陵是河北重镇,依山傍水,易守难攻。郭、李久攻不下,退守常山,长于野战的郭子仪采取先疲后打的战略,运动歼敌。史复仇心切,追踪跟进,企图重创唐军。郭子仪将计就计,挑选500精骑,交相掩护,牵着叛军疾速北进。史不知是计,一连追了3天3夜,到唐县,发觉上当,然而人困马乏,极度疲惫。郭子仪回军掩杀,大败史思明于沙河。
安禄山暴怒,急从洛阳调兵2万北上,又发范阳老巢精兵万余南下,会合5万叛军,准备一举剿灭郭李,解除心腹大患。
郭子仪驻扎恒阳(今河北曲阳),他分析:叛军兵力大增,兵锋甚锐,跋山涉水,远道而来,欲求决战,我军只有以逸待劳,坚壁自固,待敌将骄兵疲时歼灭。他下令深沟高垒,不与叛军交锋。贼来则守,贼去则追,白天耀武扬威,晚上偷袭敌营,叛军欲战不能,欲退不可,锐气大挫,特别是郭子仪的扰敌战术,使叛军整日提心吊胆,不得安宁,无法休息,兵势日衰。看时机成熟,郭子仪下令:“敌人已经疲劳,各部拼死杀敌。”在嘉山(今河北曲阳),两位大将摆开战场,率部下杀向叛军,唐军奋勇无畏,锐不可当。史思明士气低落,猝不及防,阵势混乱,四处溃逃。史思明中箭坠马,慌不择路,丢盔潦甲,赤足散发,拄着一条断枪,逃回博陵。叛军被斩杀4万,生俘5千,损失战马5千。官军声威大震,郭子仪名扬四方,河北军民自发组织,响应官军,诛杀叛兵,归迎唐朝。
河北丢失,退路被切,焦躁的安禄山对谋士们大骂:“你们叫我反唐,说是万无一失。现已起兵几月,后路被切,进退两难,如何是好?”
河北战场的辉煌战绩,改变了战争态势。这时,洞察全局的郭子仪又提出坚守潼关,挥军北上,直捣范阳。但昏庸的唐玄宗偏信杨国忠,过早进行全面反攻,催促潼关守将哥舒翰出关杀敌,结果哥兵败被俘,几十万唐军覆没,潼关失守,叛军从困境中迅速解脱,长驱直入,长安陷落,战局急剧恶化。
唐玄宗逃往四川,太子李亨(肃宗)在灵武(今宁夏灵武)称帝,郭子仪抱憾退守河东,拱卫新朝廷。
收复两京 再造唐室
长安是唐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是陪都,地位非常重要。安史叛军很快攻占洛阳,第二年正月,安禄山便僭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建元圣武。叛军攻到长安,烧杀抢掠,纵酒作乐,朝廷危在旦夕,收复两京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肃宗指挥平叛,图谋收复两京,然兵少将弱,诏令郭子仪班师。八月,郭子仪与李光弼率5万人马从河北来到灵武,军声遂振,兴复之势初成。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仍兼灵州大都督府长史、朔方节度使。肃宗检阅六军,挥戈南下,志大才疏的宰相房琯自请讨伐叛军,结果大败,丧师近万,郭子仪的朔方军成为新朝廷唯一依靠的中间。
不久,叛将阿史那承礼率军兵出河曲,欲偷袭肃宗驻地。郭子仪联合回纥骑兵,在榆林河北杀敌3万,俘虏1万,解除了朝廷后顾之忧。
至德二载(757年)春,安庆绪弑其父安禄山,自立为帝,众将不服。肃宗决定乘叛军内讧收复两京,郭子仪率兵另辟蹊径,从北部直指河东,里应外合,突然袭击,大败叛将崔乾佑,收复潼关、陕州,牢牢插在长安、洛阳中间,截断叛军后路,长子郭旰为国捐躯。肃宗以郭子仪为司空,天下兵马大元帅,授以平定叛乱、收复两京重任。郭子仪率兵西攻长安,行至清渠,遭叛将安守忠、李归仁阻截,相持七日,中伏,败退武功,引咎自贬。
九月,肃宗请回纥出兵助战,任命儿子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率15万大军收复两京。肃宗知道战事得仰仗郭子仪,恳切嘱托他要全力以赴。子仪答道:“臣决心破釜沉舟,不灭叛军,以死谢罪。”
官军浩浩荡荡,杀奔长安。安守忠、李归仁率十万叛军倾巢出动,相遇香积寺。安、李曾多次打败唐军,气焰十分嚣张,李归仁骄悍无比,大呼大叫,直扑唐营,初战不利,十分危急。唐军前军主将李嗣业大叫:“今天,只有决一死战,否则,死无葬身之地。”郭子仪命令:“两军相遇勇者胜,将军先上,我率队增援。”李大吼一声,脱去战袍,袒胸露背,横刀策马,杀入敌营。唐军手执长刀,排阵推进,所向披靡。大将王难得中射,肉皮下翻遮住双眼,他连箭带肉拔去,血流满面,奋勇杀敌。兵势如潮,杀声震天,马蹄雷动,场面惨烈。郭部将仆固怀恩带回纥骑兵从背后突袭,郭子仪率大军正面掩杀,前后夹击,两侧发力,叛军大乱,拼死抵抗,杀到日落西山,共歼敌6万余人。安、李带残兵退入长安,连夜逃跑。第二天,城中老幼百万,夹道欢迎官军,流泪欢呼:“没想到今天又见官军。”郭子仪乘胜追击,斩敌5千,连克华阴、弘农二郡,直逼洛阳。
安庆绪听说郭子仪前来攻城,急派大将严庄、张通儒带领15万大军迎战。在新店(河南省郏县)与唐军相遇,新店地势险要,叛军依山扎营,居高临下,形势对唐军非常不利。
郭子仪趁叛军立足未稳,选派2000名骁骑,向敌营冲杀,又派了1000名弓箭手埋伏山下,令协助作战的回纥军从敌后登山,自己亲率主力与叛军正面交战。战斗打响,郭子仪佯装败退。叛军倾巢出动,从山上蜂拥而下,突然,杀声如雷,埋伏的唐军弓箭手神兵天降,万箭齐发,郭子仪又杀了个回马枪,叛军措手不及。背后又传来高呼声:“回纥兵来了,快快投降!”叛军前后被围,左右遭打,一败涂地。严庄逃回洛阳,同安庆绪弃城北走,官军一举收复洛阳。
郭子仪封为代国公。不久,入朝,肃宗皇帝准备显赫的仪仗队,亲自到灞上迎接,拉着他的手:“虽然是我的国家,可实实在在是由您再造呀。”郭子仪顿首感谢,随后,重返东都,讨伐安庆绪。
屡遭谗毁 精忠报国
在郭子仪军事生涯中,最令他头痛、最难于对付的是身居高位、不断谗言,不断制造麻烦的宦官们。
乾元元年(758)夏,郭子仪在黄河击败叛军,生擒叛将安守忠上献京师,肃宗下令百官到长乐驿迎接,亲自在望春楼招待郭子仪,晋为中书令。九月,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路节度使60万军队围攻相州,讨伐安庆绪。按理大军应由郭或李统率,肃宗刚有此念,阴险的宦官鱼朝恩提醒:“郭、李功高震主,对社稷不利,难道忘记安禄山前车之鉴吗?”肃宗沉默,决定不设元帅,由不懂军事的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协调指挥。
十月,郭子仪率兵从杏园渡过黄河,在获嘉(今河南获嘉),击败叛将安太清,斩4千,俘获5百。安逃往卫州(今河南汲县),据城而守,子仪乘胜包围,安庆绪调动相州兵马7万,亲自南下救援。子仪集合射手3千人埋伏军营四周矮墙内,下令:“我退,贼必追我,你们立即登墙鼓噪而射。”说罢,率军纵马来战安庆绪。战不多时,子仪佯退,安军紧追,至矮墙下,伏兵四起,乱箭齐发,喊杀震天,安庆绪大叫:“中计”勒马后退,子仪回军追击,安大败而逃,其弟安庆和被俘处死。郭子仪攻克卫州,直指相州(今河南安阳)。斩3万人,俘千余人,安庆绪黔驴技穷,龟缩城内,以让出皇位为代价,向史思明乞救。
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筑壁垒两重,挖壕沟三道,把相州围得水泄不通,堵截漳水,引水灌城,城内井泉溢水,叛军只好构栈而居,粮草俱尽,不日可破。而鱼朝恩不采取正确决策,各部又没有统一领导,各自为战,信息不灵,自冬至春,久攻不下,官军懈怠,上下解体。乾元二年(759)三月,史思明认为时机成熟,亲率精兵五万与六十万官军决战。李光弼军等先与叛军交锋,死伤各半,郭子仪尚未布好阵势,忽然乌云四合,狂飚突起,拔木吹沙,天昏地暗,咫尺不能相辨,两军大惊而溃。官军自行其是,节度使各带军逃归本镇。郭子仪军退回河阳,毁河阳桥以保东都,所部损失极为严重。
相州之败,实际上起统率作用的鱼朝恩不但不引咎自责,反把过失推给郭子仪,说了不少坏话。唐肃宗不明是非,信以为真,便解除郭子仪兵权,以李光弼代替。
史思明在相州救了安庆绪,要安履行前约,安庆绪反悔,被史设计除掉,吞并了他的军队,自称大燕皇帝。他听说郭子仪被削去兵权,于乾元二年(759)五月,从李光弼手中,又夺取了洛阳,率军同官军猛烈交战,并数次西攻陕州,气焰嚣张。不久,被自己的儿子史朝义杀死。
此时,西边党项族乘机侵扰,边城告急,百官认为郭子仪是当今名将,不应闲赋。上元元年(760)正月,把持朝廷的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以郭子仪为邠宁、鄜坊节度使,却不让赴任,仍留京师,借他威名镇慑敌人。直到九月,战事糟糕,朝官呼吁,才不得不命令郭子仪西征。党项素闻郭子仪威名,遂撤兵离去。
不久,肃宗又命郭子仪统率大军自朔方直取范阳,然后回师平定河北,同时征调7万军队由他指挥。然这一英明决策竟被祸国殃民、一直嫉恨郭子仪功劳的鱼朝恩搁置一旁。郭子仪壮志难酬,捶胸顿足,咬牙切齿,毫无办法。
宝应元年(762)三月,河东、绛州驻军叛乱,朝廷忧心忡忡,担心乱军联合叛军,不可收拾,而后辈的将帅无力弹压,遂封郭子仪为朔方、河中等节度史和兴平、定国等军副元帅,晋封汾阳王,出京震慑。这时,肃宗病重,不见大臣,年近古稀、白发苍苍郭子仪请求:“老臣受命,说不定会死在外面,临行不见陛下,死不瞑目。”皇帝在病榻嘱托:“河东的事,全委托爱卿了。”郭子仪呜咽流涕,慨然回身,上马赴任,果断擒杀40多个作乱将士,其他地方纷纷仿效,稳定了局势
唐代宗即位,大宦官程元振以为拥戴有功,专权用事,忌妒宿将大臣,以郭子仪功高难制,极力从中挑拨离间,于是,代宗又罢免了郭子仪,任命他为肃宗山陵使。
一个战功卓著的将军,强敌当前,不许他统兵,却让负责修皇陵,叫人哭笑不得。为了表明自己的忠心,消除新皇帝的猜疑,郭子仪遂将自灵武出师以来肃宗前后所赐诏书千余件,汇编上奏。代宗看过,下诏安慰:“朕不明事理,让功臣整天忧郁,是我的过错,很内疚,你再也不要考虑那么多。”
七月,恢复郭原任各职,八月,郭子仪自河东入朝,程元振忌妒子仪功高任重,又屡次在代宗面前诋毁。久经沙场的郭子仪在什么危险境地都能冷静沉着,却被一小小的宦官弄得整天坐卧不安,胆颤心惊,上表请求解除职务,从此丧失兵权。
立了大功,反而被削去兵权,举朝哗然,将士们对朝廷十分不满,但郭子仪非常坦然,命令部下服从新将帅,部下不解,他说:“眼下国家遭难,内部不能再有争斗。幸臣是小人,本来心理就不正常,喜欢邀宠争斗,但小人常误大事。凭一时意气处事,害个人事小,误社稷事大。”
李光弼邙山新败,官军受挫,叛军谋攻陕州,郭子仪心系国运,昼夜难安。代宗命刚过弱冠之年的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欲以历经战阵的郭子仪为副元帅辅佐平乱,再次遭到程元振、李辅国的阻挠不能实现。
广德元年(763),史朝义自杀,精疲力竭的安史余部投降。唐王朝以为大功告成,担心的只是将帅功高震主。郭子仪闲置不用;李光弼拥兵徐州,不敢入朝,忧虑而死;仆固怀恩忧心忡忡,拥兵以求固宠。
书房内,战功赫赫的汾阳王饱蘸浓墨,铺纸走笔,练习书法打发漫漫长夜,他耳边不禁回响战马嘶鸣、眼前浮现沦陷区受难人民。奋笔疾书,字间蕴藏无私和忠诚,笔端流露刚毅与凛然。他不选写文采飞扬的《前出师表》,而写诸葛亮力排非议、坚持北伐为的《后出师表》,表露自己治世戡乱的心迹,其中两处有意整段缺漏,避免朝廷因此产生猜忌而招致祸患。
由于平叛,西北部的精兵猛将大多内调,留下弱兵羸卒,毫无斗志,闲赋的郭子仪早已洞察到威胁,屡次奏言:“吐蕃、党项不可忽视,应提早准备。”广德元年(763)7月,吐蕃大举进攻,长驱直入,边将频频告急,程元振扣压不报,皇帝茫然,直至奉天(今陕西乾县)、武功失守,京师震动,代宗这才醒悟,仓促任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火速出镇凤翔,抵御吐蕃。
郭子仪闲居很久,部众早已离散,仓猝间只召募二十余骑。刚到咸阳,远远望去,黄尘蔽日,马嘶人叫,吐蕃、吐谷浑、党项等二十余万呼啸而来,蔓延数十里,渡过渭水,循山东进。随从惊慌,郭子仪镇静自若,兵马太少,无法应敌,命快马入京求援,程元振恐他再建奇功,一口拒绝。
代宗仓皇逃往陕州,吐蕃进入长安,纵兵焚掠,洗劫一空。郭子仪沿途收集游兵散勇,退到商州(今陕西商县),命令部下:“快去蓝田,以我的名义组织士卒,反攻长安,收复京城。”郭子仪在军中威望很高,很多将士欣然从命,愿意接受指挥。
面对强敌,郭子仪决定虚张声势、声东击西。命令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二百骑兵出蓝田,又派数百人化装潜入长安,动员组织人民扰乱吐蕃。郭子仪亲率大军城外集结,白天击鼓,夜里点火,城内少年豪杰偷袭敌营,朱雀大街群众喧哗,此起彼伏:“郭令公(指郭子仪)率大军来了!”吐蕃不知虚实,惊惶失措,慌忙逃离。
长安陷落15天,又被郭子仪收复。
吐蕃入侵,皇帝东逃,人们都归咎于程元振,多次弹奏。又因郭子仪重立战功,程非常嫉妒,心中惧怕,他不想让天子回京,劝皇帝暂以洛阳为都避开西戎骚扰,代宗同意,颁诏迁都,子仪闻知,极为不安,上书代宗,认为长安地势险要,可攻可守,东都久陷叛军,残破不堪,表示愿练兵御敌,再造邦家。代宗流泪感叹:“子仪尽心于国家,真正是社稷之臣,朕要早回京师。”代宗还都,郭子仪伏地请罪,皇帝停车自责:“朕没有及早用卿,所以才到这种地步。”赐给他铁券(免死牌),把他的画像悬挂在凌烟阁,表彰他的兴唐之功。
平叛中,唐廷在各地多置节度使,战事已完,郭子仪认为节度使拥有重兵,加重百姓负担,易于割据称雄,于国家不利,遂上表请罢免诸道节度使,并请首先从他开始。广德二年(764)六月,罢免了郭子仪河中节度使的职务。尽管郭子仪带头削藩,当时藩镇割据的局面已基本形成,阻力很大,此事不了了之。
单骑免胄 说退强敌
一波末平,一波又起。广德元年(763),仆固怀恩叛变,屡引回纥、吐蕃攻唐。
仆固怀恩是铁勒族人,平定安史之乱屡立战功,是仅次于郭李的第三大功臣。由于宦官离间,朝廷猜疑,加之他重用安史余孽,拥兵固宠,君臣生隙,与朝廷矛盾尖锐。 广德二年(764年)正月,代宗命令郭子仪兼任关内、河东元帅及河中节度史、朔方节度大使镇抚,仆固怀恩率300骑逃跑,背叛朝廷。
十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南下,京师惶恐,郭子仪奉命御敌,敌前锋兵临奉天,在城外挑战,唐军将士同仇敌忾,纷纷请求出击,郭子仪制止:“敌兵深入,目的在于速战,不要与他们争锋,他们都是我的部下,受贼煽惑,过一段时间必定会叛离归降,如果逼迫,会加速他们战斗,开战则胜负不可言。再敢言战者,斩!”命令部下加固城墙待敌,仆固怀恩发现唐军有备无患,坚守不战,遂不战而退。代宗加授郭子仪为尚书令,子仪惊出一声冷汗,以太宗曾任此官,两次上表,坚辞不受。
永泰元年(765年)八月,仆固怀恩不甘心失败,又勾引吐蕃、回纥、吐谷浑以及山贼等30万军队,先出兵侵掠同州,约定从华阴赴蓝田,汇合各路直取长安。京城戒严,人心浮动,代宗急召郭子仪从河中回来,屯驻长安北面的泾阳,抵御贼兵。
郭军仅1万多人,被重重包围。他命令部将坚守,自己亲率骑兵侦察敌情。这时,仆固怀恩在途中暴病身亡,群凶无首,争当盟主,分营扎寨,各自为战。但敌众我寡,仗还是不好打,尤其是回纥骑兵,人数众多,骁勇善战。
郭子仪苦苦思索。
战则必败,退则被歼,如何是好?他派卫队长李光瓒前去回纥大营,指责回纥违约。回纥王听说他是郭子仪派来的,疑惑道:“令公还活着吗?仆固怀恩说天可汗(指唐朝皇帝)已经驾崩,郭令公也已谢世,中国无主,我们才敢来,如果他老人家健在,我们倒要见一见。”
李光瓒回禀,郭子仪暗喜,深知只有争取回纥,重点打击吐蕃,才能挽救京城。郭子仪决定孤注一掷,冒险智取,亲自到回纥军营走一遭,他知道,错过这个机会,后果将不堪设想。
部将劝阻,郭子仪说:“虏寇有数万之众,今天依靠实力无法相敌,况且至诚能感动神灵,何况是虏寇之辈!”诸将说:“带铁骑500作为卫队。”郭子仪说:“那样反倒会招致祸害。”只带几名亲随准备出发,刚出营门,儿子郭晞跑来,拉住马缰:“回纥像虎狼一样凶狠,您身为国家元帅,怎么能冒这个危险呢?千万不能去送死!”郭子仪说:“当今形势,即使以死相拼,也只能父子皆亡,大唐难保。若能劝说成功,实为国家之幸,万民之福,何惜老夫一身安危?”儿子死死不放,郭子仪扬鞭打去,怒吼:“滚。”纵马奔驰。
郭子仪红马红袍,金盔金甲,赤面蚕眉,白须飘然,手拈金枪,威武雄壮,扬鞭驰骋,如天神下凡。回纥将士惊呆,齐声喝彩。回纥首领药葛罗,怕唐军用计,赶紧叫部下摆开阵势,自己也搭弓上箭,准备射击。郭子仪远远看见,脱下盔甲,扔掉长枪,舒僵缓步,接近回纥,他们赶忙迎接郭子仪。
郭子仪收复两京,曾同回纥将士并肩战斗,在他们中有很高威信,回纥把他当作神人,称为郭令公。子仪来到营寨,他们一齐跪拜。郭将他们扶起,与之痛饮叙谈,又派人送来罗锦,欢言如初。
郭子仪对说:“吐蕃本是我朝舅甥之国,朝廷没有辜负他们,而他们到这里,是不再为亲了。如果乘其不备倒戈一击,如拾地芥那样容易。他们的羊马遍野,长达数百里,这是天赐良机。今天能驱逐戎兵战胜敌人,与我朝和好而凯旋,这是一件好事。”
吐蕃闻讯连夜逃遁。郭子仪派精骑与回纥军追击,率大军继后,在灵台西原大破吐蕃,斩首5万,生擒上万,再次解京师之危。
大历八年(773),郭子仪77岁,吐蕃十万骑兵入扰掠邠州等地,郭部将浑瑊抵御失败,心中惶恐,郭子仪对诸将说:“败军之罪在我,不在诸将”重新调整部署,终于取胜。
四朝柱石 功盖天下
郭子仪戎马一生,东征西讨,独力撑天,屡建奇功,对上诚,对下恕,但他从不居功自傲,忠勇爱国,宽厚待人,享有崇高的威望。
李光弼和郭子仪同在朔方镇当军官,都非常出色,互不服气,感情很不好,虽同桌吃饭,从不说话。安史之乱爆发,郭子仪升任朔方节度使,位居李光弼之上,李怕郭借故杀他,想他调躲开。这时,朝廷要选一得力大将,平定河北,郭向皇帝极力举荐李为河东节度使,还分一万名精兵给他,李却以为郭借刀杀人。临行,对郭说:“我赴死心甘,只求你不要再加害我的妻子儿女。”郭子仪流着热泪:“国难当头,我器重将军,才点你的将,愿与你共赴疆场,讨伐叛贼,哪里还顾什么私忿呢?”李非常感动,两人相对跪拜,前嫌尽释。后李光弼奋力平叛,战功卓著,与郭同为中兴名将,战功在郭之上,世称“郭李”,而郭子仪为国荐才功不可没。
郭子仪威震中外,具有极大的震慑力。友服、敌服,举国服;吐蕃、回纥称他为神人;皇帝不直接呼他的名字;甚至安史叛将也很尊重,安庆绪的骁将田承嗣占据魏州,蛮横无理,飞扬跋扈,屡次侵扰他镇,郭子仪派部将去见他,田承嗣向郭所在方向遥望叩拜,指着膝盖对使者说:“我这膝盖,不向别人下跪已有多年了,现在要为郭公下跪。”郭子仪麾下的老将军数十人,都是王侯显贵,郭指使他们,如奴仆一般。他的部下六十多人,皆为将相显官。八子七婿,都是朝中要员。有一出流传千年、脍炙人口的戏剧《打金枝》,描述郭子仪七十大寿,拜寿时把朝笏(见皇帝时捧在手中朝板)放在床上,竟堆满一床。他的六儿媳升平公主没到,儿子郭暖气愤之下打了金枝玉叶,斥责道:“你依仗皇父就不来拜寿,我父还不愿意当皇帝呢!”郭子仪知道儿子打了“金枝”,带着儿子向代宗请罪。代宗说:“儿女闺房琐事,何必计较,老大人权作耳聋,当没听见这回事算了。”郭子仪谢过皇恩,回家把儿子痛打一顿,小两口又和好如初。
郭子仪十分注意处理与小人的关系,尽量不使矛盾激化,以免贻误大事。大历二年(767年),鱼朝思曾派人暗地挖了郭子仪的祖坟,这是奇耻大辱。郭子仪奉命入朝,代宗为此特别慰问。郭子仪却哭着说:“我在外面带兵打仗,士兵们破坏别人的坟墓,也无法完全照顾得到,现在我父亲的坟墓被人挖了,这是报应,不必怪人。”满朝的公卿大臣事先都很忧虑,怕郭子仪喋血京师,听了他的回奏后,都无限钦佩。郭子仪想到的是国家安危事大,朝廷的安稳远比私事重要。
不久,鱼朝思为了表示友好,邀请他游章敬寺,奸相元载秘密通知郭子仪,说鱼朝恩想谋杀他,门下将士主张带卫队保护。郭子仪嗤之以鼻,只带几个家憧,轻松赴约。鱼朝思看见几个随从戒备的神情,非常奇怪,郭子仪便告诉他外面传闻,心如蛇蝎的鱼朝恩沉吟半晌,感动得掉下了眼泪:“如果不是郭令公你这样长厚待人的大好人,这种谣言,实在叫人不能不起疑心的。”
大历十四年(779),德宗即位,尊郭子仪为“尚父”,晋太尉中书令。建中二年(781),郭子仪患重病,德宗派人慰问,六月十四日。一代名将郭子仪以85岁的高龄辞世。德宗沉痛悲悼,废朝5日,下诏高度评价,称他为“四朝柱石”,赐谥“忠武”。按律令规定一品官坟墓高1丈8尺,特下诏给他加高10尺,以示尊祟,君臣依次到府第吊唁,皇帝亲到安福门挥泪送行,生前死后,哀荣始终。历史上评他一生“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富贵寿考。其将佐致大官、为名臣者甚众。”前后“遭罹幸臣程元振、鱼朝恩谮毁百端,时方握强兵,或方临戎敌,诏命征之,未尝不即日应召,故谗谤不能行”。
《“布衣宰相”阎敬铭》
阎敬铭(1817――1892)字丹初,陕西朝邑(今大荔县)人。曾任户部主事、总办湖北前敌后路粮台、湖北布政使使、山东巡抚、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东阁大学士等职,与韩城王杰、蒲城王鼎被誉为清代陕西东府“入阁三相国”,有“布衣宰相”、“救时宰相”之称,是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末期一位著名的清官、能臣、廉吏,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少有的理财专家。
“在大挑知县中,阎敬铭遭受平生第一次羞辱,但也激发了这位倔强老陕的斗志……”
朝邑古属同州府辖,位于陕西最东部,东濒黄河,南接渭华,北依镰山,西衔关中,占尽了八百里秦川的好风水。黄、渭、洛三河朝邑此相会,冲积成富庶的河洛平原,交通便利,商贾发达,士风醇厚,文人辈出,养育了一大批忧国忧民的慷慨悲歌之士。
阎敬铭出生在赵渡镇一农家,父阎铁望子成龙,重金延聘一位名师,专门腾出一处空宅为他授课。每天,亲自端盘把饭菜送来,看着先生用膳,并给敬铭规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有一年,阎母过生日,敬铭央求:“我想过去给我妈过磕个头”,阎父一口回绝:“不行,你要磕,就给我磕,我过去再替你给你妈磕……”
后来,阎敬铭来到华原书院,又远赴著名的周至书院,成了关中大儒路德路润生先生的高足,学业突飞猛进……
阎敬铭系统地学习了传统文化,涉猎了古今中外大量的书籍,特别是对算学情有独钟,练就了一手娴熟的珠算,双手同时打算盘,并且能打两组不同的数字……每逢秋麦二料,粮米归仓,少年阎敬铭面前摆放着两把算盘,在众人高亢的吟报中,算盘声响,十指滑动,成了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
清朝中后期,“关学”振兴,崇尚正统的陕西士子、关中士子、特别是同州士子异军突起,一大批陕西人经科举走上政治舞台。乾隆年间的状元王杰,同州府韩城人,曾任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被誉为“状元宰相”。当朝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王鼎,同州府蒲城人,同时,一大批同州籍的人士在朝廷做官……他们大都出身贫寒,靠自已的努力取得功名,这些人们津津乐道、看得见模得着的事例,激励着阎敬铭……
道光十四年(1834),十八岁的阎敬铭考中举人,按惯例,朝廷要在新科举人中“大挑知县”,少年中举,雁塔题名,人生得意,满面春风,阎敬铭踌躇满志……
“大挑知县”的第一项是目测,由王爷主挑,众举子一并排站在王爷面前,看到同科举人们一个个仪表堂堂、气宇轩昂,衣着华贵,来自黄河岸边的农家子弟阎敬铭愈发显得土哩吧唧,不禁有些自惭形秽……
还没等他报上履历,王爷厉声喝道:“阎敬铭,出去”,敬铭一愣:“为何?”王爷怒道:“你五短身材,腰弓腿圈,枣核脸,雌雄眼,让你当县官,何以威仪百姓,岂不是糟蹋行当?”众举子大笑,敬铭脸呈皂色,争辩:“皇上挑的是治国人才,又不是挑女婿,为何以貌取人?”王爷一拍惊堂木:“休要争辩,赶出去!”
懵懵胧胧回来,平生第一次遭受难以名状的羞辱,心高气傲的阎敬铭反锁着门,整整躺了三天三夜。初次的出师不利,吞噬着阎敬铭的心,但更激起了这位老陕的犟脾气,从此,他憋足了一股劲……
道光25年(1845),28岁的阎敬铭经过几次失败后考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三年期满,经过“散馆”也就是进士再深造结业考试,长于综核的阎敬铭分配到到户部(相当于财政部)任主事(类似于科员)。
清朝的户部最为富贵繁要,管理全国饷银的岗位是一个肥缺。当时风气败坏,京城犹甚,处在人人眼红的位置,阎敬铭偏偏不开窍,每次都亲自点验饷银成色,复核,入库,计算损耗,管理得井井有条,其他人无机可乘,非常忌恨,可阎敬铭两袖清风,他们也无可奈何。
咸丰九年(1859年),正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湖北巡抚胡林翼,保荐阎敬铭任湖北总粮台,说阎 “在部严整,不可干以私,为吏胥所畏,因奏调赴鄂委用”,奏折中还有句考语:“阎敬铭其貌不扬,而心雄万夫。”从此,他成了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湘淮系统的一员干吏……
“在与官文的对阵中,阎敬铭老陕的性格发挥到了极致……”
湖广总督官文督署的卫队长张玉,是官文的同性恋对象,官文宠他出了格,每次军功保案,都替他加上一个名字,一直保到从二品的副将。
张玉晚上为总督侍寝,白天带着卫队横冲直撞,胡作非为,时任湖北藩司、主管司法的阎敬铭,早就看他不顺眼。按理,藩司必加督署或者抚署的营务处总办头衔,为的是节制武将,而张玉自以为二品大将,又倚仗官文的势力,根本不把藩司放在眼里,这就越发伤了阎敬铭,要找机会办他。
一天,张玉带几名兵丁奸杀了一个闺女,受害人父母进城报案,哭诉伸冤,县府官员都感到棘手,拖着不办。阎敬铭得知此事,勃然大怒,立刻传轿“上院”,向总督要凶手。
张玉知道闯了大祸,阎敬铭一定不放过他,遂藏匿于总督府。因此,当阎敬铭求见时,官文派卫士答:“中堂病了,不能见客。”
“我有紧要公事,非见中堂不可。如果有病要避风,我就在上房里见。”
卫士无奈,只得进据实禀报,官文称病重拒见……
阎敬铭知道官文耍花招,早就想好了对策,若无其事地说:“既然如此,中堂的病,总有痊愈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待命好了。”转脸吩咐随从:“取我的铺盖来!我要在总督府门房、过道办公,不见总督,我阎敬铭绝不回去。”
于是随从真的取了铺盖,就在总督府门房铺好,供阎敬铭安息。原先以为他一时负气,到明天自觉不成体统,会悄然而去,因而官文置之不理。那知完全不是这回事,阎敬铭一住就是三天,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
这件事一下轰动了湖北的官场,都认为是旷古未有。官文大窘,先是请幕僚多人劝驾,阎敬铭拒绝,最后官文只好在晚上去请巡抚和知府。
这时胡林翼已经病逝,继任巡抚是严树森,武昌知府叫李宗寿,这两个人都是陕西渭南人,官文希望动以乡情。当严、李受命调解时,官文自己躲在屏风后面听,严树森口干舌燥,劝谕半天,李宗寿急得团团转……阎敬铭始终只有一句:“不杀张玉,决不回衙门。”
“太难了!”严树森脸色非常难看。
官文见此光景,从屏风后面跨了出来,“丹初!赏我一个面子!” “扑通”双膝着地,直挺挺地跪在阎敬铭面前。
阎敬铭岸然仰视,装作不曾看见, 这下,严树森不愿意了,正色道,“丹初,你太过分了!中堂自屈如此,难道你还不能网开一面?”阎敬铭确实没有想到这一招,不得不向前扶起官文:“中堂依我两件事,我就不杀张玉。”
“依,依!”官文急忙点头,“只要不杀张玉,什么事都好办。”
“第一、张玉当众剥夺官职。”
“可以。我马上下条子。”
“第二、张玉立刻递解回籍,不准片刻逗留。”
提到这个条件,官文面有难色,他实在不能缺少张玉,但想起阎敬铭的峻厉,顿觉心悸,忙不迭口答道:“都依,都依,张副将在那里?”
张玉就在屏风后面,心惊胆颤地走出来,满脸死灰,往日的骄横一扫而光……
“给阎大人磕头!谢恩!”官文吩咐。
“阎大人……”张玉朝阎敬铭面前一跪,刚开口,阎敬铭已经翻脸,大声喊道:“来人!拉下去打四十!立刻发遣。”
处理完诸事,阎敬铭求见官文,长揖请罪,官文虽觉阎敬铭可畏,却没有见怪,反倒密保他“才堪大用”,署理山东巡抚,严树森也称阎敬铭“湖北贤能第一。”
咸丰九年,阎敬铭以正六品户部主事到湖北,至咸丰十一年,官拜山东巡抚,三年八迁,不久参与镇压捻军和宋景诗的作战,他厌倦战争,加之身体患病,多次上书,请求回籍……
“恤农为政事之本”系统地阐明了阎敬铭的亲民、怜爱、爱民思想……
同治六年(1867),阎敬铭回到原籍,当时朝邑县城屡被水淹,陕西境内又爆发了大规模回民起义,同州、朝邑是重灾区,刀光剑影,路断人稀,阎敬铭举家迁徙到相对平静的黄河东岸山西虞乡(今属永济县)王官谷附近的楼上村。
王官谷(今称王官峪)位于虞乡县东南二十里处,修竹拥翠,奇石飞泉,风景独秀,是一座偏僻幽静的世外桃源,也是一处难得的人间仙境。
远离战乱、疾病缠身的阎敬铭来到王官峪,在山野田园中,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白天,躬耕于中条山下,嗅着泥土的芬芳,晚上,坐在村巷中,与农民拉家常,有时,一个人坐在大树下,浏览着邸报,静静地思索着国家的未来……
经历中华民族的转折时期,亲历近代中国的多事之秋,作为大清王朝的封疆大吏,已过知天命年轮的阎敬铭仔细检讨时局,分析战乱产生的原因……
他忘不了中国大地上不断荼毒的战火,忘不了四散逃离的百姓,忘不了被洋人气死的胡林翼,拉着他的手,满目的凄婉:“将来对中国构成威胁的不是长毛,而是外夷。” 他忘不了同科进士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若要对付洋人,必须要有洋人那样的坚船利炮……
虽然虞乡远离战乱,但负担战争的拉丁派款,纳税抽粮搞得人心惶惶,市井萧条,百姓愁苦不堪……
不久,虞乡县新来一个邑侯强宜庵,下车伊始,立即免减差徭,减轻不合理负担,让百姓休养生息,四乡百姓非常感感激。同治十三年(1874年),当地十二位生员、监生代表百姓为强宜庵拥立的德政碑,几位办事人来到王官峪,小心翼翼请阎敬铭撰写碑文。
对强宜庵所作所为比较了解的阎敬铭欣然从命,亲自铺纸磨墨,写下《虞乡县强宜庵免减差徭记》后,饱含深情:“天下有自己受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仍忠心耿耿侍奉皇上的那是农民啊!不了解农民的忠心,就不了解他们的疾苦,那是最大的不人道啊。孟子谈王政时说,国君首先不能随便占用农民的耕种季节,要宽限他们的徭役,让天下所有人都体会到农业的好处,享受到农家的乐趣,那么天下就太平了……怜恤农民才是统治者处理政事根本呀。”
写着写着,阎敬铭泪流满面:“我身患疾病,躲避战乱,全力耕作在中条山下……每天都和农民打交道,亲眼看到农民卖妻卖子的惨状,心中愁苦,泣涕不已,实在没有办法,也全然没有置身事外,虞乡百姓的苦难我也亲身经历……强先生到任后,很大程度上放宽了对农民的政策,免减当地差徭,使得民间才有生趣……”他全然抛开碑文撰写者固有的套式,力避窠臼,从社会治乱、政权存亡的高度立论,阐述“恤农为政事之本”这一深刻的社会命题,足见阎敬铭爱农悯农、体恤民间疾苦的情怀。
阎敬铭还以内行的眼光,立足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唐、宋、明、清四朝赋役制度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唐朝的宰相杨炎把租庸调制合并成两税法,把土地和人口应交的钱已归入两税,而宋朝则按照人口制定劳役,明朝万历年间制定的一条鞭纳税法,把一切没有名称的杂乱征收合并称之为正供,这种摇役已经纳入赋税了,却又再次出现于平常赋税的之外。古人所说的在赋税上采用了宽大政策,宋朝与明朝都增加了许多,而农民则更加不堪受命。我朝赋税制度优越前朝各代,按惯例永不按人纳税,重大战争及劳役虽然借助老百姓的力量,按规定仍可以由朝廷核准报销。把千百年来经过所有人的更替、从来没有好的策略的税法,一下子全都荡涤殆尽。”
我国封建时代的赋役制度,自唐以后进行过数次较大的变革。不论是租庸调制的“以丁身为本”,还是实施两税法后的“以资产为宗”以及明代一条鞭法中的赋役合一等等,说到底仍然是统治阶级变本加厉、剥削手段不断改进而已。每一种新法的实施,广大农民在短期内虽得到一些休养生息的好处,很快便又跌入苛征暴敛、敲骨吸髓的新泥潭,这是唐宋以后封建赋役制度的真实写照,也是阎敬铭熟谙赋役变革、统摄历史、彰往察来、心系苍生的一种卓识。
随后,阎敬铭安排石匠精心刻凿。随后,他穿上官服,亲率四乡百姓,敲锣打鼓,将石碑安在县衙,强宜庵慌忙下跪:“阎大人,您折杀小人了……”
清廷多次以工部侍郎衔召阎敬铭出山,阎以健康为由婉拒……
1998年初,这块古碑在永济市虞乡镇被发现,人们在了解阎敬铭惜民怜民的同时,为研究唐宋以后经济赋税制度的发展变革提供了珍贵史料。
“在光绪三年的山陕大旱中,峻厉的阎敬铭先斩后奏,杀了贪污赈银的吉州知府……”
光绪三年(1877)起,山陕连续大旱,秋无苗,夏未种,树皮草木掘食殆尽,山川枯竭、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十室九空。“粮价腾踊,饥民嗷嗷待脯……”甚至出现“人相食。”百姓铤而走险……朝廷急从各地调粮调银赈济,并派工部侍郎阎敬铭以钦差大臣身份去山西查赈。
阎敬铭心急如焚,他谢绝了煊赫仪仗,带着一个贴身随从,骑着小毛驴沿着黄河出发……
从蒲州到运城……从侯马到大同……一路上触目惊心:到处都是尸体,到处都是新坟,到处都是渴援的目光……
太原城郊的窦大夫祠烟雾缭绕,山西巡抚曾国荃率官员祈雨,请求阎敬铭参加,阎雌雄眼一瞪:“都什么时候了,还信这一套?”
阎敬铭主持荒政事务,命令所有官员下乡,亲自查看灾情,协调救灾,查阅帐务,惩治贪官、奸商……
在省内外设局捐输,向富商巨绅劝捐,他穿着用旧“褡裢布”做的官服,命令所有官员都穿这样的粗布,如有违犯,罚捐饷救灾……
记名御史、定州人李用清,极其俭朴、刻苦,阎敬铭奏调管理赈务,李用清骑一驴,带一仆周历山西全境,把灾情轻重、食粮转输道路,记录造册,阎极为赏识……
一次,阎敬铭来到一县城,仓库里刚拉来粮食,而官员以御命未到拒发,敬铭大怒:“非常时期,哪有这么多讲究?”命令开仓放赈,活人无数……
灾情始有缓解,可鼠狼成群,瘟疫流行,染疾的百姓如割麦般倒下……“荒灾好赈,瘟疫难防”,他又组织官员、百姓治病灭害……
一天,阎敬铭悄然来到著名的贫困地区黄河岸边的吉州,查看给灾民舍饭的粥厂,他不露声色地排在饥民的队伍里,半天才讨到一勺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糙米汤……
“不是朝廷运来大米吗?大米到那里去了?”阎敬铭装着怯生生地问施赈官员。
“大米,大米,都到段知府的口袋里去了”官员没有理会这个老头子,一边舀汤,一边愤愤不平地说。
阎敬铭派人将施赈官员羁押,迅速撬开了他的嘴:“吉州知府段鼎耀利用职权,冒领赈银,中饱私囊……”并以极快的速度取得了证据……
雌雄眼露出了凶光……
吉州城闹市,围满成千上万饥民,钦差大臣阎敬铭、山西巡抚曾国荃亲自监斩,大清龙旗下,瘦小的阎敬铭气宇轩昂,操起一只令箭,掷与地下……
“秦晋大旱,朝廷在国库万分困难的情况下,一次次拨出大批款子放赈。如果我辈在里面侵渔分文,试问如何对得起天理良心?有敢贪污赈粮者,与段鼎耀一样下场。”
几个卫士推出早已吓得瘫在地上的肥胖的吉州知府段鼎耀,手起刀落……
“真是包公再世……”饥民一片欢腾……
随后,青年学子杨深秀斗胆向阎敬铭提出徭役太重,百姓难以复苏,阎敬铭上奏:“山西、陕西、河南、四川各省差役苦累,请敕分别查办裁减”;奉使大臣恩承、董华过境骚扰地方,加重百姓负担,他上奏弹劾,朝廷追究了恩承等人;山西境内罂粟花田,弥望无际,敬铭下令铲毒,鼓励百姓种桑麻、五谷,休养生息……
光绪八年(1882),阎敬铭在处于晋、陕、豫交界的老家朝邑县城西的黄河老崖上修建了民办粮仓——丰图义仓,四年后竣工,慈禧太后朱批“天下第一仓”,可储粮百万斤,直至现在都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初到户部,阎敬铭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云南报销案的查处,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大事……”
光绪八年(1882),阎敬铭奉诏入京,升为户部尚书,他布服敝车,行李萧然,悄然上任。第二天,慈禧太后召见:“都说你善于理财,特别是在山西办赈,有目共睹,是难得的好官。”
她端起茶杯,轻轻地饮了一口:“现在兴办海军,费用紧缺,财政难乎为继,目前正需要象你这样精明强干,实事求是,风节峻厉,操守廉洁人来改换风气,全指望你在户部切实整顿。”
有感于西太后的支持,阎敬铭雄心复起,特别是振兴海军,是他多年的夙愿,上任第一天就去看帐,对户部业务非常熟悉的阎敬铭,两天的工夫,便全部看完。
北档房则是户部第一机密重地,为天下财赋的总汇。当初为了防范汉人,北档房的官员,按规定只能由满人充任,当年在户部时,阎敬铭就此大为不满。他发现,北档房的所有官员,都说不清部库的存银几何,出纳情况,盈亏怎样,甚至大部分不会算帐、看帐,打算盘,“你们都是混帐!”阎敬铭怒不可遏。
他上奏:“满员多不谙筹算,事权半委胥吏,故吏权日张,而财政愈棼,欲为根本清厘之计,凡南北档房及三库等处,非参用汉员不可。”光绪皇上准奏。
户部的“三库”是银库、缎匹库、颜料库。三库的弊端,阎敬铭早就知道,他特地派了两个官员查库,一个是在山西随他办赈的李用清,另一个叫李嘉乐,都是特别勤俭、勤政的官员,阎很欣赏,二李也精神抖擞,决心不辱使命。
颜料库、染料库随意乱放,日积月累,堆积如山,鼠咬虫蛀,毒蛇成群,二百年的流水帐,无清无结……
银库更是混乱,官员,差役、库兵贪污偷盗,任意侵吞,掌出纳的掌库、书办在砝码上做文章,大称进,小称出,帐目混乱,弊端累累……阎敬铭亲自盘点,查清了二百余年的库藏和出纳帐目,驱逐了一批一批书办和差役,盘踞户部多年号称“四大金刚”已经调到外地做官的姚觐元、董儁汉、杨宏典、旗人启某被“革职回籍”,震动朝廷内外……
八旗费用,从银库任意支取,浮报冒领,向无节制,是很大一笔开支,阎敬铭制定规章十五条,严格控制……
慈禧很欣赏:“这才是破除情面,这才是实心办事,阎敬铭,貌不惊人,像个老儒,论长相我并不喜欢,然而他说话行事,真是走得端、坐得正,我不能不听他的。”
阎敬铭整顿户部积弊,揭开了许多黑幕,特别是云南省军费报销案……
早在阎敬铭来户部前夕,云南向户部报销多年的军费时,派粮道崔尊彝和永昌知府潘英章,进京活动,勾结不法商人用公款向户部主事龙继栋等人行贿,把非军费的的款项纳入军费中报销,中饱私囊……
他们找到军机章京、太常寺卿周瑞清,通过他结识署理户部尚书的军机大臣王文韶、景廉,行贿8万两白银,把云南“军费”报销……
阎敬铭大刀阔斧整顿,便有人揭露此事,御史陈启泰、洪良品等接连上奏,阎敬铭以户部帐目不清、三库混乱,参劾户部官员在云南报销案中“含混草率”,把矛头直指王文韶和景廉,抓住不放,清廷在阎敬铭等人的敦促下,派人调查,据实具奏……
崔尊彝畏罪自杀,潘英章招供,案件初见端倪……
朝廷先后命醇亲王、阎敬铭、潘祖荫会同察办,经过刑部尚书张之万,官员沈甲本、赵舒翘、薛允升等提取人犯、查核不法票号帐务,一场惊天大案水落石出……
人称“浸油枇杷”的军机大臣王文韶被逐出军机处,军机大臣景廉降级;户部云南司主事孙家穆革职赔赃,徒刑三年;太常寺卿周瑞清徒刑三年,流放三千里;永昌知府潘英章、户部主事龙继栋、御史李郁华等,也都被革职流放。其他与此案件有牵连的官员,如光绪皇帝的老师、工部侍郎翁同龢等,也分别受到降级罚薪处分,这一案件的审理,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大事。
随后,慈禧太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宣布将奕訢等所有军机大臣全部免职,结束了奕訢24年百官之首的地位,朝廷上下地动山摇,这一幕被后来史学家称为“甲申政变”。
朝廷派阎敬铭兼署兵部尚书,他建议在新疆南北两路屯田并主张立即兴办,以此抵饷,每年节约十万金……
战乱甫平,一些督抚手握重兵,吃空额,军费负担沉重,敬铭提出:“不裁减兵勇财政终难继复,欲解此困必须办理三件事:一为定饷额,一为定兵额,一为一事一议,”皇帝采纳,即令各统兵大臣议定章程,立即照办,督抚们恨得咬牙切齿……
“在户部三年十个月,与督抚争,与内务府争,与军机大臣争,为了建立大清海军,他得罪了慈禧太后,在万念俱灰时候,阎敬铭戏谑地写出不气歌……”
光绪十年(1884),阎敬铭任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着,又以户部尚书任协办大学士,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
兴利除弊,制定收支计划,阎敬铭亲自主持,拖着病体,起早晚归,殚思竭虑,拟成开源节流之策各十二条,力杜浮滥,增加收入……
开源的第一策是划一减平,就是对银子的成色统一规定,破除了过去“漫无定章,徒使中饱”的弊端,规定每年各省由减平所节余的银数七十四万两,全部解到户部……
各省饷银、俸银、防勇口粮、厘金、杂务支出以及制造、善后等经费,户部逐一稽核,或裁减、或删除、或归并,或酌定数目,一次包死,停止国库垫付……
严肃财经纪律,地方官员督促不力、上解饷银迟延,收支渠道不明等予以严处……
开煤铁、创铁路、兴商政……和李鸿章商议筹办大清官办银行,准备发行钞票。
“这是功盖千秋的大事业,一定要办成!收粮的‘淋尖’、‘踢斛’一时无法革除,收银子的‘火耗’、‘平余’,从今以后可以一扫而除。” 阎敬铭拍案称赏,可大清官办银行遭人忌恨,反对,没有成行……
户部左支右绌,国库渐有盈余,开始偿还外债……
从开始的库存不足十万,三年后已过一千余万,阎敬铭仿照大清全盛时代的成例,积蓄成数,不轻易动用,专备水旱刀兵不时之需……
面对东瀛日本逐渐崛起的海军,想起胡林翼临终前凄婉的目光,阎敬铭想方设法为大清海军积攒经费,购买洋枪船炮……
然而慈禧毕竟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毕竟是个好虚荣的人,毕竟是个喜欢享受、权利欲极强但把握不住正事的女流,当户部逐渐有节余时,她开始描绘“万寿山”的工程蓝图,修建一个规模宏大的园子,纪念她的六十寿诞,这是她的宏愿,她一直提了十年,一次次被阻止,而以李连英为首的太监和趁工程发财的内务部的官员极力纵恿……
光绪十一年(1885)慈禧太后命修造三海工程,为遮人耳目,把修三海工程的上谕,跟大兴海军的上谕一起发。
几位军机大臣接旨后商量,阎敬铭首先反对:“从古以来,帝皇大丧天下元气的,无非三事:好大喜功、大治武备;巡观游幸、大兴土木;佞神信佛、祠祷之事。本朝开国,尽惩前明之失,康雍两朝,真可以媲美文景之治,纯皇帝天纵圣明,雄才大略,不殊汉武,然而所失亦与汉武相仿。盛世如此,更况如今?目前内乱甫定,国家元气未复,列强环伺,不宜居安忘危,如果要大兴海军,又要大兴土木,只怕不待外敌欺凌,危亡立见!财政太紧张,钱要用在刀刃上,大兴海军,户部全力以赴,大兴土木,户部无能为力。下官认为王爷不但不应接旨,而应设法劝阻太后取消这项工程。”
可慈禧命令三海工程开工,随后修建清漪园也就是后来的颐和园也悄悄开工……
临近年终,修建颐和园预垫大量工程款,李连英说,户部有巨款,慈禧叫来阎敬铭。
“丹翁,园子没钱已经停工,从户部挤些钱”慈禧对王公大臣都是直呼其名,可对阎敬铭特别尊敬,话语也尽量委婉。
“不行,户部无钱” 尽管阎敬铭开始以为听错,不敢相信,继而感激涕零,唯唯不能语,但一说到要钱,阎敬铭还是一口回绝。
“听说户部有千万两银子”慈禧脸上有些挂不住。
“现在振兴海军,入不敷出,修园子,户部决不能拨款!户部控制国家经费,收支都有定额,根本就没有修园子这笔预算。”阎敬铭不卑不亢……
慈禧心中不悦,政敌乘机谗言,君臣之间渐生芥蒂……
后来,慈禧经过深思熟虑,升阎敬铭为东阁大学士,仍旧管理户部,让工部尚书翁同龢任户部尚书。
可翁同龢也没有给钱……慈禧又另任用亲信……终于从户部海军军费中划走750万两……
每年海军经费400余万两,大部分都被慈禧挪用,修铁路、从国外借款共计2000余万两,全部被拿去修颐和园,而五年没有给海军拨一分钱……最后,连户部和海军衙门筹措的海防报效捐300万两也被折腾一空……
当时每只铁甲舰只值一百多万两白银,被挪用军费可买军舰二十多艘……难怪李鸿章后来也说:“如果海军经费如数拨给,不过10年,北洋军舰甲地球矣……”
阎敬铭气得两眼冒火……他仿佛看到李连英的奸笑……
眼见巨额费用被慈禧挥霍,眼见忠良遭受谗言,阎敬铭气得口吐鲜血,大病一场……
当一缕阳光照射病中的阎敬铭时,他幡然醒悟:“不能生气,养好精力,振兴海军。”他爬起来,提笔铺纸,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不气歌》:“他人气我我不气,我本无心他来气。倘若生气中他计,气下病来无人替。请来医生将病治,反说气病治不易。气之为害大可惧,不气不气真不气……”
咸、同年间,清廷为了筹集军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发行了成色很差的大钱,民间把大钱称为恶钱,作为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最热心的一件事是收回大钱,恢复制钱。阎敬铭大不以为然:行使制钱,必先收回大钱,私铸的大钱,分量极轻,尽以输入官府,岂不是白白便宜了奸民,苦了小民?钱多银少,必致钱贱银贵,用制钱的是升斗小民,用银子的是达官贵人,结果苦了小民,乐了贵人,那天下就要大乱了。
慈禧一意孤行,恢复使用制钱,立刻引起社会骚动。阎敬铭、翁同龢一面处置应急事件,一面联衔奏请暂停收回大钱,慈禧勃然大怒,认定是阎敬铭、翁同龢及其他户部官员借机抗旨不遵,将阎等一并交部议处,户部给阎敬铭、翁同龢等以革职处分,西太后假意施恩,改为“革职留任”,想以此高压手段,强迫户部堂官遵从她的意旨。
阎敬铭推荐的江西布政使李嘉乐和陕西布政使李用清被各自的疆臣弹劾罢官回家,阎敬铭大怒,上书二李被人诬陷,请皇上收回成命,蛮横的慈禧对阎严厉申斥。
阎敬铭彻底看清楚了慈禧这个祸国殃民的败家子,觉得朝廷腐败,党派倾扎,实在无能为力,遂萌生去意,不断以病请求开缺,很少上朝,西太后不允,温旨挽留,并假惺惺赏假。
光绪十四年(1888),阎敬铭被罢官,第二年回故乡养病……
回乡后的阎敬铭拖着病体,全力经营丰图义仓,捐银办学,奖掖诸生,从此朝邑学风更盛……
光绪十八年(1892),阎敬铭病逝,享年76岁,赠太子少保,谥号“文介”,遗言不得以音乐酒肉治丧事,不得请僧侣,不得收丧礼。遗著有《福永堂会钞》,书法规矩严谨,深得唐贤遗风。
不久,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北洋舰队全军覆没,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西逃路居虞乡县阎敬铭寓居山西的别墅时,狼狈不堪的她这才念起阎敬铭的功劳,给阎的后人题词“岁岁平安”,并挤出几滴老泪,然这一切都迟了……
《“关中硬人”张奚若》
1949年10月1日,北京,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顿时,国歌回荡,军乐齐鸣,欢声雷动。这时,站在毛泽东身后一个满头华发,中等个,戴黑边眼镜,一副绅士风度的老先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他就是历经三个朝代,辛亥志士,民主斗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张奚若先生。
“辛亥革命前,张奚若赴日购买武器,后又去武昌联系革命军,被清军关押两月有余,几乎送命……”
1889年,张奚若出生在陕西朝邑(今大荔)一个中医家庭。朝邑位于关中平原最东部,士风醇厚,文人辈出。奚若以早慧闻名乡里,11岁到县城读书,18岁去关中著名的三原宏道高等学堂,与另一位著名学者吴宓为同学。1908年,张奚若又千里迢迢赴上海中国公学……
刚成立的中国公学是一所革命学校,张奚若入校后立刻剪发易服,并与该校学生胡适、任鸿隽等人建立了友谊。
大上海优越条件,先进文明,民主意识与苦寒贫穷、愚昧落后的西北相比,简直天壤之差。张奚若耳目一新,贪婪地吸吮着自由的空气,结识了于右任、井勿幕等,加入同盟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这个老实本分的关中子弟离经叛道,开始革命……
井勿幕、张奚若奔走于上海、日本、陕西之间,宣传革命,招兵买马,训练队伍,联络有实力的新军、刀客、会党,准备起事……
1911年春,张奚若回西安养病。一天,同盟会会员、外号“李逵”的潼关人李仲三急忙跑来,满头大汗。
“奚若,不好了,要出大事了,哥老会准备这两天起义。”李仲三惊惶失措,变脸失色,黝黑的面孔愈发难看……
“井勿幕在那儿?他知道不?”奚若一惊:这么大的事,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我派人已经去找了,不知能不能找到。现在拿事的一个都没有,咋办?”李仲三向来遇事无主张,“咕咚咕咚”喝了一肚子凉水,抹了抹嘴上的水珠。
少年老成的张奚若飞快地思索:“第一,赶紧先劝哥老会暂勿起事,我们准备不足。第二,军火不够。西安有新军,还有旗人,万一失败,就会被消灭,以后再没有机会了。第三,与外省还没有联络,即使陕西成功,也太孤单,随时都有被围歼的可能。第四,赶快去找井勿慕。我在此守候,随时联络。”年轻的他没想到自己一下子会作出那么多的安排。
第二天,一进门,李仲三大喊:“伙计,你的办法真灵,他们听了。”奚若不觉一身冷汗……
不久,井勿慕回来,在泾阳柏家花园开会,加紧起义准备,指派奚若赴日购买武器……
尽管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可必须立即起身。没有钱,筹措了一部分,另外井把家里的好字画挑出两皮箱交给他……
坐骡车,换火车,经洛阳,过郑州……从泾阳巨富也是他宏道学堂同学柏筱渔在汉口的店铺拿了五千元,直奔上海……
找到宋教仁,商谈为未来的陕西军政府选派人才……见到了谭人凤、陈其美等……多次商讨……
到了日本,张奚若联系上同盟会四川分会会长任鸿隽,认识了吴玉章、洪承点,详细制定了购运计划……
张奚若觉得买手枪易出事,改买制造子弹的黄色炸药,藏在沙发里,又购买了大量的革命书籍,运回陕西……
刚回上海,辛亥革命已经爆发,武昌正遭进攻,为了减轻湖北压力,同盟会命令各省响应,派张奚若立即回陕策动起义……
京汉铁路因运兵不通,张奚若头顶装了一条假辫子,带着没有卖掉的字画,在风声鹤唳中经海路绕道天津,经北京、郑州、蒲州回西安,一路上刀光剑影,险象环生……
陕西已光复,政权却掌握在封建色彩浓厚的哥老会手里,起了推动作用的井勿幕等人却没有什么地位,当权的哥老会头子已不把革命党放在眼里。张奚若在西安待了几个月,觉得一切乱糟糟的,与过去的理想相去甚远,很失望。
“我们的革命失败了。”井勿幕满含热泪,寄希望于黄兴和黎元洪:“请他们速派革命军来陕驱逐哥老会,再买些军火,看来这革命还得接着搞……”于是,张奚若怀揣几封密信,和另一位同志翻越秦岭,取道陕南,以买电线为名又踏上了去武汉的旅途……
河南还在清廷手中,过了豫陕交界的紫荆关,张一行即被清军羁押,有人出卖了他们。急中生智,张奚若利用空挡,将几封密信烧毁,刚完,清军就来检查……
不久,他们又被押往南阳,绰号“谢老道”的南阳镇台谢宝胜极端反动,仇视革命,以倔犟嗜杀闻名,凶多吉少……
几个月后,南阳光复,张奚若九死一生……
武汉也一片混乱,黄兴已自顾不暇。百无聊赖的张奚若只得到上海,心情很苦闷。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皇帝换了总统,巡抚改称督军,而中国并没有现代化一点,只是一些无知的人代替了另一些无知的人”。革命党人虽然是富于热情和牺牲精神,但是在治理国家和建设国家方面却一筹莫展。于是极度失望的在他萌生“放洋”(到国外留学)的念头,希望到海外学些实在学问,回来帮助建设革命后的新国家。
这引起了同盟会许多同志的误解和反对……
1913年7月,张奚若以“稽勋生”(对革命有功的学生)身份赴美留学,学习非常时髦的土木工程专业。不久他发觉自己不爱数学,又拙于画图,只得作罢;学纯文学吧,当然不乏激情,但与直接服务社会愿望相去甚远,况且张更偏重于理性思维。一天,张奚若听拉斯基教授关于政治学的讲演,恍然大悟,原来政治学是把他的理想与中国现实结合起来的一门最好学科,他的长处也正在于此,“国家要富强必需仿效西方民主制度”。1915年秋,张奚若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顿觉游刃有余,如鱼得水,1918年春获学士学位,第二年获硕士学位,1920年10月回国。
从此,中国社会少了一个激进的革命家,少了一个建筑学家,多了一个理智的政治学学者……
波涛汹涌的“五四”运动,张奚若作为留学生代表到巴黎游行请愿,呼吁巴黎和会尊重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
1921年3月,张奚若又考取了清华官费留学生,在岳父、陕西省临时参议院议长,国会议员,辛亥志士、宜君人杨銘源先生的资助下,携夫人杨景任又去欧洲留学。到科隆大学、伦敦大学进修,游历了英、法、德、苏等国,考察各国政体,研究欧洲民主制度的由来和发展,为确立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人生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学者,中国政治学的奠基人,张奚若的梦想是学以致用;书生报国是他的理想,无奈,他不得不选择了第二职业……”
1925年,雄心勃勃的张奚若回国,作为研究政治学的学者,他的夙愿是学以致用,想在民主宪政方面为国人多做一点工作。但军阀混战,时局不靖,抱负无法实现,主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与胡适等人创立《现代评论》杂志。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国际出版品交换局局长、高等教育处处长。在中央大学任教,“教书本非素愿”的他走上这第二条选择的道路。
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作为中国政治学的奠基人,作为严谨的学者,作为陕西人,张奚若无论说话、做事还是写文章,都是干嘣硬正,充满理性。他的著作像法律条文一样,给人一种直挺挺硬梆梆的感觉。他的行文如老吏断狱,反复推敲,不放过一字一义,任何拐弯抹角的地方,他都搜寻过,探索过。每论证一事必有充分论据,把任何一个可供反驳的空隙都堵住了。这样得出的结论可谓泰山不移,令人不得不服。
张奚若是一个非常直率而重原则的人,他的性格是“完全西方的”。他坚持“述而不作”,一生只写过一篇政治学论文《主权论沿革》。不愿写文章,但一生确写了不少好文章,大部分是在政治窒息、民族危亡、国事维艰的情势下,受良心驱使,有感而发。当然,他的演讲却是一挥而就,语言犀利,感召力强……
1929年8月,张奚若应梅贻琦邀请任清华政治系教授。从此,他一方面教书,一方面不断用言论宣传人权、法制和民主思想,抨击时弊,参预社会变革。有着在国外十几年传奇留学经历的张奚若很快就崭露头角,以学问和人品在清华的教授中受到敬重,成为社会名流。
在《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中,张奚若对西化和现代化作了更加明确的区分:“西化差不多是抄袭西洋的现成办法,有的加以变通,有的不加变通。而现代化则有两种,一种是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在的知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另一种是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用化的事情,予以合理化或适用化,例如许多社会制度的应用和改良。比较起来,第一种现代化比第二种现代化在量的方面一定要多些,但第二种在质的方面或者要重要些。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这并不是斤斤于一个无谓的空洞的名词,其中包括着许多性质不同的事实。一方面,西洋现代文明不同于西洋中世或古代文明,中国人关注的是其现代性而非西洋性。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并非全盘西化,更多的是自己原有东西的合理化,西洋所有中国所无的制度,不仅在挪用时有个适用化的问题,而且要注意到它在故土尚未完全合理化,有待进一步的改良”,“中国实现现代化为今日之所急需”;“民族自尊心不应被打倒”;“民族自信心不应该动摇”;“盲目的保守固然不对,随便乱化也是笑话”;并提出思想、学术、科学、工业四方面现代化主张。到拨乱反正的80年代后期,新一代学人重新接续了抗战爆发前中国知识界的谱系,几十年前的现代化思想精华也得以重见天日……
“抗战前夕,张奚若的文章如晴空闪电,在主降的气氛中鼓舞着国人的斗志……”
上世纪30年代,中华民族水深火热,灾难深重,日本军国主义虎视眈眈……
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张奚若和清华的学生、教授去前线慰问将士。夏天,清华大学毕业典礼上,他受教授会委托向毕业生致词,提出“奋斗”“续学”“耐劳”三点希望。
蒋介石举办庐山军官训练团,邀请他为教官,张断然拒绝……
1933年5月,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张奚若发表了《塘沽协定以来的外交》一文,指出:“塘沽协定以来的外交全盘皆输”“若不改弦更张,在奋斗牺牲中找出路,国难只有日深一日,不至灭顶不止……”
1935年冬天,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张奚若等清华教授旗帜鲜明支持学生,掩护学生脱险……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国事不容再马虎下去了》,批评南京政府的内政和外交:“近来学生运动虽然是发生于所谓的自治运动,但只有一个导火索:他的真正意义是反对政府恶劣内政和误国外交的,北平的许多大学的学生拒绝派代表进京听训,这就是对政府不信任的一种明显的表示,我以为这是一个性质很严重、政府不应漠然视之的大问题。”
在《外交政策与策略》一文中,从对办外交应采取策略谈起,批驳了汪精卫、蒋介石等人提出的“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向鲨鱼挑糖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的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等误国的外交政策。
1936年11月,日本策动汉奸,提出“华北自治”。张奚若在《察冀不应以特殊自居》说:“察冀当局一年来的种种错误,今日正是自行改正的大好机会,我万分诚恳的希望他们不要错过”同时希望南京政府“对于察冀应按照保持及恢复领土完整的既定方针放手去做”引起极大轰动,遭到当局反对,致使发表该文的《独立教诲》杂志社被封闭。有人传话:政府已准备逮捕张奚若,请赶紧外出躲几天。张奚若犯了犟脾气:“我不相信爱国有罪!什么时候要逮捕,专门在家恭候,不要到时捕不到人,说张某人逃跑了,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随时准备去坐牢……”
“七七”事变后,张奚若和清华校长梅贻琦等,奉命组建以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为主的“长沙临大”。不久,长沙突然变成前线,又长途转移到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奚若任政治系主任……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壮举,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楷模,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培育出如此多的优秀人才,不能不说创造了中国教育的奇迹……
这一时期,目睹当局独裁专制,特务横行,贪污腐败,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包括张奚若在内的教授们思想发生深刻变化……
西南联大被誉为“民族堡垒”,在教授中最有名气的是张奚若,在进步师生中享有崇高威信,他教书育人,经常向弟子说:“学政治学,要有独立的政治见解,抱定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切不要为了‘做官’。”他劝导学生:“你们要了解社会,为正义申言。”
他头戴礼帽,架一副宽黑边眼镜,手持拐杖,严肃乐观,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的课大受欢迎,作时事演讲听众更是趋之若骛。他讲授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内容很广,跨越的历史阶段很长,涉及人物很多。他讲得条分缕析,如数家珍,对其中涉及到的思想界人物和历史背景事件,他有褒有贬,讲课的声音随之时而高吭,时而低沉。他把政治思想史归结为一部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反压迫的历史,一部不断争取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历史……
“在国民参政会,张奚若抨击政府,蒋介石恼羞成怒,长时间按铃想制止他,张怒不可遏,讲完、摔门、扬长而去……”
1938年7月,张奚若作为社会贤达参加国民参政会,对国民党当局多次提出严厉批评,对于不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提案,从不支持,对见风使舵的党棍、政客嗤之一鼻:“参政员有三种人,一种是卖嘴的,夸夸其谈,拍马吹牛;一种是卖手的,只要有人提出迎合当局的意见,就举手赞成,一种是卖眼的,坐冷板凳,东张西望,顾盼自得,按我们陕西话说,这些人都是卖尻子的,都是尻子客……”
每次归来,他都在课堂上有所评论:“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要喊‘万岁’?”“自由这个字样现在不大好听,当局一听自由两个字,无名火就有三丈高,”讲到暴力革命论,沉吟片刻:“或许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不过,用拉斯基的话说,走议会选举的道路。”
1941年3月,在国民党召开的二届一次会议上,他对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财政报告中掩盖通货膨胀的遁词尖锐批评驳“……孔祥熙用飞机从香港运回几只狗,而许多文化名流却因为上不了飞机而陷落港岛,难怪吴晗教授说‘南宋灭亡前有个蟋蟀宰相,今天有个飞狗院长’……”担任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听不下去,打断了他:“欢迎提意见,但不要太刻薄!”张不理,继续抨击,蒋脸上挂不住,长时间按铃警告,张怒不可遏,讲完,摔门,扬长而去……
不久,张收到参政会邀请信和路费后,立即回电:“无政可参,路费退回。”从此,连续四届参政员的张奚若再没有参加。
1944年5月3日晚,联大学生举行纪念“五四”晚会,张奚若到会演讲,公开抨击国民政府。张奚若首先回顾“五四”运动时期,他作为中国留学生代表到巴黎游行请愿,呼吁巴黎和会尊重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他说:“当时主张反帝反封建,要民主,要科学,可惜这些要求至今没有达到,我们这些过来的人是很惭愧的。”“今后在争取进步和民主的事业中,要和青年学生一并努力。”
日本投降,举国欢腾。蒋介石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深知其为人的张奚若和陈嘉庚认为,与蒋和谈“无异于与虎谋皮”。他领衔联大11名教授分别致电毛泽东、蒋介石,拥护中共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主张,并对国事提出三点建议,第一点就是“废除一人独揽作风。”成为当时学生敬仰的八大名教授之一。
1945年冬,蒋介石开始内战。张奚若在一次公开演讲的大会上,直称什么“最高领袖”为蒋先生,众人一愣,张奚若不紧不慢解释道:“我不是国民党员,所以不称他为总裁;不是军人,不称他为委员长;他是怎样当上总统的,我没有投过票,选过他。”当时无论大小场合,只要一提起“领袖”“总裁”“总统”全场都要立正。张奚若藐视老蒋,他的声音,在黑暗、专制、独裁的上空,犹如一记炸雷,引起了巨大反响。
不久,有人半劝半吓传话:不要去给青年学生作什么演讲、报告,不要忘记自己是国民党员。张奚若黑着脸,把拐杖在地上敦得“咚咚”响,正气凛然:“谁说我是国民党员?我又不是吓大的,他们想怎么弄就怎么弄,随便。”
昆明爆发“一二·一”学生运动,遭到残酷镇压,西南联大学生罢课。在对待学运问题上,西南联大教授会议上发生分歧,张奚若义愤填膺,多次发言,力排众议,大声疾呼,提议教师罢教给学生们撑腰、支持……事后他说:“不要以为教授是什么神圣的,正义的人物,有的简直是流氓、恶棍……不懂政治学而偏要搞政治的教授,大有人在。”
1946年初,民盟推荐张奚若作为社会贤达(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参加旧政协大会,国民党政府对他恨之入骨,一口咬定他是国民党党员不予同意。张奚若说:“罗隆基先生在准备提我名时,曾先征求我的意见,起初我坚决拒绝,后来,经过闻一多先生再三劝说,才勉强答应”,国民党不同意是预料中的事,但“想不到的是当民盟提出,中共亦同意后,国民党竟说我是国民党员”,对此,张奚若十分气愤,他向社会公布:“不错,我曾经是一个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前,也很奔走了一番……但民元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民国二年我去美国前已向陕西省党部声明脱离关系……”“1928年我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处处长时,又有人要我入党,我就拒绝了。”他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开了个玩笑。写了一封信,请他们查明他的入党年月日与党证号码,还写了一份声明,刊登在重庆《大公报》等报纸:“近有人造谣,误称本人为国民党,实为对本人一大侮辱,兹特郑重声明,本人不属任何党派。”
旧政协开会前夕,张奚若在西南联大图书馆门前的大草坪上,以《政治协商会议应解决的问题》为题发表演讲:“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现在国民党政府,在法律上是政府,在道德上却是强盗。”“我们在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叫赤匪,假若共产党可以叫‘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他们这伙人‘好话说尽,坏事作绝。’”在讲到如何医治“中国害的政治病”时他大声疾呼:立即‘结束党治,结束训政,’‘废除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成立联合政府”,历时两个小时,听众达六七千人,赢得知识界和广大青年的热烈赞扬……
国民党特务暗杀了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仆教授,张奚若满腔悲愤:“我对李公仆先生被暗杀没有什么话可说,我说的社会人士自然明白——这是政治上很卑鄙的手段,用军警的暴力来威胁政治,是很下等了,再用暗杀,这是暴力中下等里最下等的一种,最下等的暴力绝对不能解决政治纠纷,反而是政治斗争益加恶化,而绝对达不到他的目的。”闻一多在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再也没有回来,许多人担心张奚若的安危,进步师生每天坐在他家不远的短墙上遥遥守望……
蒋介石十分震怒,张奚若随时可能身遭不幸,经朋友劝告,提前离昆间道北返。
一年后,在清华纪念闻一多殉难周年大会上,张奚若身穿白色西装,蔑视迫害,仗义执言:“谁能向你绝对地鄙视‘明哲保身’哲学,而将‘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发挥到极点,为民族争光,为懦夫争耻……”
“黎明前夕,他对故都的保护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告诫学生积蓄力量,建设新中国,五十多年后,已经成为共和国总理的朱鎔基,对恩师的教诲记忆犹新……”
回到北平,1947年3月发表《人民怎样度过这内战的难关》一文:“今天场战争是一个富有理想的、要改变社会现实的政党,与一个完全失理智的专要保持既得利益政党的战争,有理想的政党为了实现其理想,自然不能不排除拦路的障碍,操有政权的政党也不能不用各种方法来压迫和消灭新兴政治集团的力量……”
在《不要辜负了时代》这篇演讲中,他对青年学生断言:”中国目前的革命必定成功,这是唯一的出路。”他告诫学生:“你们都要朝着一个中心目标,那就是:人民的福利,而不是个人或阶级的利益。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才是前进的,才是合理,才是道德的。不然便是开倒车,反理智,罪恶的。”他批评那些对革命持观望和怀疑态度的人,以及企图在国民党、共产党之间另创第三条道路的人:“犯了真正不愿意为人民福利而奋斗的错误。”
许多学生喜欢去张奚若家,坐在地板上,听他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国民党现在还有力量,但是它没有前途。共产党力量现在还不很大,但她有前途,因为她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在这些学生中,有一位来自湖南、多才多艺叫朱鎔基的学生会主席记忆尤为深刻。五十多年后,已经成为共和国总理的朱鎔基回忆恩师,动情地说:“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就是在那时候建立的……”
国民党十分猖獗,派特务、流氓镇压学生,情形十分危急……
一天,在全校大会上,张奚若义正辞严,大喝:“你们中间有没有国民党特务?有没有三青团?敢不敢站出来!”
人群黑压压的,鸦雀无声,大家捏了一把汗:张教授豁出老命了……
后来,张奚若很少再作公开演讲:“骂又有什么用,不如留点精力多活几年,等着看新世界”。
1948年6月,张奚若领衔清华110名进步教授、学者,发表拒领美国“救济粮”的严正声明:“……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仁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一身重病的朱自清教授颤巍巍签上名字,这一爱国气节受到毛泽东赞扬……
“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当局企图迫使北平各高校南迁。清华园展开了反迁校斗争……
解放军兵临城下……
张奚若、吴晗等部分教授秘密去解放区,见到了毛主席,异常兴奋。
为了确保和谈不成而引发的战争,尽可能保护古迹,解放军找到张奚若,张立即带他们来到挚友梁思成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连夜在地图上标出重要古建筑位置,划出禁止炮击区域……
随后,张奚若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召集建筑系师生,夜以继日完成厚厚一本《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供人民解放军在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
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张奚若、钱伟长、费孝通等满面笑容,手执旗帜,汇入欢迎的洪流。整个北平红旗招展,军号嘹亮,坦克滚滚,炮车隆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春天,女儿张文英参加北平各大学文科学生的南下工作团。
“作为中央政府委员,他参与国体的设计,新中国的国体、国名、国歌,国徽……凝结着他的苦心,开国大典,张奚若站在毛泽东身边……”
北平解放,张奚若精神焕发,以满腔热情全力投入筹备人民政府的工作……
1949年4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张奚若前往布拉格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同时任清华校务委员会常委,华北人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张奚若当选为常委,负责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他倾注了所有的才智,勾勒出新中国的框架。
新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加上“中华民国”的简称?成了激烈争论的焦点。
在有关会议上,张奚若对“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提出了质疑。
张奚若说:“我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不妥,应该去掉‘民主’二字,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他环视四周,显得有点激动:“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原意与人民相同。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不必再把“民主”重复了。另外,不要简称,一提到‘中华民国’,容易使人把它与辛亥革命时建立的‘中华民国’混为一谈,进而会想到那个腐败的政权,最科学的叫法,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提出的新中国国名,被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在讨论国歌时,张奚若、徐悲鸿等提议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有人提出要改词,张奚若却坚持:“国歌代表一个国家,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因此,它应当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产生,在斗争中得到人民大众的承认,远非大诗人、大音乐家工急就章所能代替,依我看,《义勇军进行曲》经受了斗争的考验,足以与法国国歌《马赛曲》媲美,完全可以选作新中国国歌。”毛泽东、周恩来赞成。
9月21日,起着人代会、政协会双重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隆重开幕,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共63人,张奚若当选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被任命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1949年10月1日下午2点,中南海勤政殿,在开国大典前夕的短暂时间内,张奚若和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各位委员,宣誓就职。随后,参加开国大典,张奚若站在毛泽东身后,见证了这最伟大的时刻。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把国徽设计任务交给清华和中央美院。最后的评选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进行,作为国徽审查组成员的张奚若参加评选。
大厅的中间墙上挂着两个国徽图案。左边的是清华大学由林徽因、梁思成等人参加设计方案,右边是中央美院方案,两个方案代表两种不同的构思,两种不同的艺术形象,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效果。
会场中间排列着三四排沙发椅,参加评议的委员们,在两个国徽之间穿梭着,热烈地争论着。
周总理来了,他和大家亲热地打过招呼之后,走到两个图案前,仔细地审视着,让大家发表意见。
委员们形成截然不同看法。
张奚若站起来:“我认为清华好,有民族特色,既富丽,又大方,布局严谨,构图庄重,完全符合政协征求图案的三条要求。”
周总理含笑点头,审核小组达成共识。
1950年6月,张奚若转达清华师生员工的请求,毛泽东为清华大学题写了校名。
“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学者,张奚若名家非常熟悉,并保持着良好的友谊,他以自己的学问和人品,名士风度,令他们折服。”
作为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作为志士和学者型的人物,辛亥革命的经历者和参与者,多年的国外学习生活,丰富的阅历,使他有机会结识当代中国许多著名的人物,并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王国维、胡适、梅贻琦、罗家伦、赵元任、闻一多、沈从文、钱端升……著名的政治学家金岳霖晚年撰书“我最老的朋友张奚若。”而与他交往最久、感情最深的是诗人徐志摩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的友谊堪称中国文坛佳话……
1935,张奚若回朝邑探亲,梁思成从巴黎来信约张拍摄朝邑名胜“岱祠岑楼”,作为研究古建筑资料,他拍好后立即寄去……
1937年,梁思成、林徽因到陕西考察古建筑,专程去了朝邑、韩城。
抗战爆发,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先在昆明,后到在重庆,山城潮湿阴雨,破坏了她的健康,美丽的女建筑学家患肺结核晚期,远在昆明的张邀请老朋友林徽因来昆明休养,她又与张奚若、钱端升、金岳霖等旧友重聚,不禁欣喜万分……
1954年,林徽因英年早逝,张奚若任治丧委员会主任,送走了风华绝伦的一代才女……
张奚若关心故乡教育,曾召集在京朝邑籍大学生去家聚谈:“我请大家来,不是拉帮结派,而是鼓励同学们努力学习,愿家乡能够输出更多的大学生”
张奚若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政务院政治法律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协会会长。他忠于职守,满腔热情完成自己的工作,经常向友人谈论建国后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深为此高兴,自豪,但对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也不“三缄其口”,宁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而直颜犯上,为正义申言。
针对个人崇拜,他毫不客气地批评:“喊万岁,这是人类文明的堕落”。
1957年,毛泽东主席询问张奚若对工作有何意见,耿直的张略思片刻,将自己平时的感受总结了十六个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谁知那十六字竟然引起轩然大波,幸亏他被视为特殊人物,才没有被打成右派,但从此被打入冷宫。
钱端升教授被定为“右派”,在当时的压力下,过去的老朋友很少来往,身为教育部长的张奚若我行我素,仍然无所避讳定期看望老友,给钱莫大安慰。
1965年,陆小曼带着幽怨长眠,她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与志摩合葬,张奚若积极奔走,想满足故人遗愿,因各种原因无法实现……
文革期间,张奚若受到冲击,周恩来亲自圈定保护。
1973年7月18日,张奚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
儿子张文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教育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后任外交部美大司长、驻加拿大大使,是一位资深外交官,是中美关系中重量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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