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湾区能源发展启示录(上)
eo记者 蔡译萱 发自 东京、横滨
编者按 向海发展,因港而兴。产业集聚的东京湾是世界上第一个依靠人工规划形成的湾区。二战以后,利用来自全球的资源与市场,日本在此地布局能源生产基地,依托湾区兴建了大工业带,将湾区发展现代工业的优势用到极致。 虽然缺乏自给的能源资源,日本却并未使能源问题成为影响其经济发展的障碍。他们分析国际国内的经济、能源形势,适时调整能源战略,形成了能源多元化、油气储备等多种战略,利用湾区优势充分调动能源资源。福岛之后,面对经济发展、能源供应与环境之间的多重挑战,日本通过能源品的市场化改革、技术创新、在国际市场布局等手段,力求平衡东京湾区的能源经济发展。 中国已是第二年将粤港澳湾区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对于依托港湾的海洋经济表现出高度重视。从全球坐标出发,以国家之力推动区域战略性发展,粤港澳湾区不可避免地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如何依托湾区实现经济、能源与环境的并行发展,东京湾的布局建设值得中国湾区发展所借鉴。
广州飞东京4 个小时, 即将着陆羽田机场时向窗外俯瞰,依稀可见被太平洋紧紧环抱的本州岛。夜幕里的东京湾灯火通明,一块是工业园区,一块是居民区,暗下去的一块是绿地,每块陆地连接如一个大拼盘,却整齐有序, 作为京滨工业带的一部分,构成了东京湾区的轮廓。
与纽约、旧金山湾区齐名的世界级城市群东京湾区,无疑是经济体量、人口以及面积最大的湾区经济体。湾区经济凭借其天然良港与滨海优势聚集了发展程度最高、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大航海时代及工业革命以后, 建立在海运基础上的能源、原材料和工业制品的全球调配与销售正主导着全球经济,海运的不断大型化和高速化伴随着全球化,令人才、产业、资金、信息更加向港口城市集聚。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全球经济总量约60%来自港口湾区及其直接腹地。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进入新的转型期,如何把握机遇进一步与世界接轨,成为经济转型期无可回避的问题。在中国建设世界级的大湾区已箭在弦上。2017年3月,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由此开启了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的全面规划建设。与为人熟知的“粤港澳地区”不同,将粤港澳定位为“湾区”实则赋予这一地区更为深远的意义。
事实上,关于“粤港澳湾区”的提法由来已久。本世纪初,先后有学者以及地方政府提出对标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发展港口工业带以及高新科技与服务产业;2008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第一次提出环珠江口地区“湾区”的概念;3年后,香港、澳门、深圳、东莞、广州、珠海和中山的政府官员共同编写了一份《珠江口湾区的行动计划》;2 0 15年“一带一路”顶层设计提出,“升华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直至2017年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将湾区建设正式提上日程。
如何打造比肩世界前三的超大型湾区城市群?其他湾区又有哪些经验?以邻为鉴,参考东京湾的建设经验或将予以粤港澳湾区开发建设之启示。
地处日本中东部沿太平洋出海口的东京湾,原名为“江户湾”。“江户”为东京旧时的名称,位于京都以东,明治天皇时期改名为东京并迁都于此。因其与东京都接壤而得名。其西面是神奈川县的三浦半岛,以东是千叶县的房总半岛,南面则以浦贺水道与太平洋相连,总面积约1320 平方千米。
在都市群概念上的东京湾区包括了东京都、北部的埼玉县、南部的千叶县以及隔湾相望的神奈川县,统称为“一都三县”,占地面积为13373平方公里,约占日本领土的3.54%。常住人口约3800万人,而整个湾区GDP总量约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
长期研究大城市群发展战略,并曾供职于参与东京湾谋划的智库——日本开发构想研究所,现任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对中国以及日本都市群发展均有深入研究。在他看来,正是海洋的大物流、大交易和大交流成就了东京湾港口都市群的大发展时代。日本对于东京湾的开发始于江户时代。17世纪初,日本政治中心开始从关西地区向关东转移,江户逐渐成为新的经济中心,至18世纪,江户成为全国最大的消费市场,东京港作为物流中心,每天都有日本国内船只在此停泊。而东京湾的现代产业则在明治维新后,日本打开国门从欧洲引进了包括纺织、机械加工以及炼钢产业等在内的大量先进工业。
二战后,日本对东京湾的开发更有了飞跃发展,基于对湾区价值的准确判断,充分利用了世界能源与市场,逐渐围绕东京湾规划建成了两大工业地带,分别发展出向西(琦玉县和神奈川县)的京滨工业带(东京- 横滨)以及向东(千叶县方向)与京滨工业带隔海相望的京叶工业带(东京-千叶)。两大工业带集中了包括钢铁、冶金、炼油、石化、机械、电子、汽车、造船、现代物流等产业,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产业地带;后来又逐渐形成了金融、研发、文化、大型娱乐设施和大型商业设施等,成为世界有名的金融中心、研发中心、娱乐中心和消费中心。
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带的经济总量占日本经济总量的26%。而东京的中心城区则强化了高端服务功能,重点布局了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服务行业以及奢侈品生产和出版印刷业。
周牧之认为,京滨、京叶两大工业带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最先进、出口实力最强的新型工业地带。工业地带与东京的金融、总部、研发等功能紧密互动,使得日本在战后很快地成了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大国、出口工业大国,这正是东京湾区能够成为世界综合性湾区的一大成功经验。
每个地区对于工业布局的选择都各有差异,而日本为何选择将其工业地带布局于湾区?
从东京市区出发,乘东海道新干线开向横滨方向,出矶子站,便感受到浓浓的工业气息。连接站台的天桥沟通着工业园区与生活区,一车车拉载着零部件和动力煤的厢式卡车以及运送LNG、石油的灰色绿色的油罐车接连驶过双层的高架桥;上下桥体不断地被轰隆轰隆的声音淹过,不时有汽车滴滴的声音,走在人行天桥上还能感受到桥面的震动。中午2:30 分,工业区的桥段十分繁忙,空气中散发着油气的味道。
抵达横滨之前,eo记者曾在东京拜访了日本燃气协会国际部副部长吉田聪先生。据他介绍,日本发展工业的能源及燃料大部分依靠国外输入,以天然气为例,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口天然气,1969年第一艘LNG船来自美国阿拉斯加,此后为增加能源构成的多样性,开始扩大天然气的进口,因此进口天然气迎来飞跃式的增长。并且气源地的选择也十分多样,除了美国,目前日本大部分天然气来自中东,如卡塔尔、阿曼等地,但考虑到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也开拓了中东地区以外的进口渠道,因此日本进口的气源地还包括俄罗斯、印尼、马来西亚以及澳大利亚等近30—40 个国家。而在福岛之后,日本对天然气的依赖进一步加深,仅2011年天然气进口量就增长了17.9%,而2015年进口的天然气较2005年增加了44.6个百分点,目前LNG进口量居世界第一位。
本国能源、资源的匮乏显然难以负担国内庞大的经济体量,因此日本基本依靠进口能源维持其经济发展。然而岛国的地缘特性又导致不论从国外进口能源或材料,或者是出口产品,皆需要依赖海运。周牧之对此作出分析,从港口海运进来的能源及原料直接运至临近的工厂生产,就地加工;制造出来的产品又直接从工场运抵港口,直接利用货轮销往世界各地。如此不仅能节省运输成本,又能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节省工业用地,因而能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
“从美国西海岸海运到东京湾的集装箱运输成本甚至要低于将集装箱从湾区港口用卡车运到几十公里半径的用户。依托湾区能够从全世界调配资源、销往全世界的市场,这就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工厂建在湾区的原因”,他解释道。
湾区带来的产业集聚效应使得东京湾工业带成为日本工业、城市和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因而也是国内工业品最大的消费地,使生产地接近消费地的经济原则得以实现。与此同时,日本在实施重点发展工业园的过程中,在沿海地区大量投资修建公共设施,以及增设交通线路,从而为布局新厂提供了各种方便条件,再度吸引工厂聚集形成工业园区。
经济效益与政策的多重优势叠加令东京湾的工业产业园有着良好的相乘效应,总体生产效率与产业附加值非常高。加之日本海岸线绵长,太平洋沿岸水深港阔,潮差不大,又多为优良的天然港湾,适合兴建深水码头,方便巨型货轮停泊,日本各项自然资源条件等综合因素令这一类产业必须依托于港口,建成临港工业,东京湾作为天然良港的优势使其工业布局发挥到最佳。
除横滨港外,东京湾其他五大港口分别为东京港、千叶港、川崎港、横须贺港和木更津港(其中横须贺港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基地)。与羽田、成田两大国际机场和6条新干线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东京湾与日本和全球主要城市之间海陆空立体交通网。同时,每天从六大港口向全球进口从能源、矿产到食物等等的消费物资, 支撑着东京首都圈3800万人高质量的消费。东京湾区内港口的货物吞吐量约占日本的四成,原油进口量占三成,液化天然气占五成,成为支撑日本经济发展的大动脉。经济发展的同时,其环境治理又是否缺席?
乘车前往矶子工业园,沿路是海, 一路开去,陆续可见东京燃气、东京电力、东芝、日产汽车、松下等日本能源与制造企业,被誉为世界级超清洁低排放的矶子火力发电厂也坐落于此。巨大的logo 印在一座座正在作业的船体和脚手架上, 连成一片的厂区被包裹在巨大的海湾内, 站在海边近看东京湾洁净的海水,两旁有不少正在海钓的老者;停在港口的全自动运煤船只也格外引人注目,向远眺甚至能看见露出些许白色尖顶的富士山。一望无际的美景与发达的工业产生强烈反差,却真实地呈现在眼前。
眼前的景色令人难以想到曾经的东京湾也深受污染之苦。东京的清洁空气质量以富士山的可见性为标志。今天可以看到130多天的山峰,在上世纪60年代每年却只有20天。那时的日本工业进入快速发展期,与此同时,空气中烟尘、尘埃和硫氧化物(SOx)也快速增长。起初政府对严重的空气污染并没有作为, 但公民团体很快要求加强行动。“再次看到富士山”成为东京居民的呼声。1970年,京都以南的一个大型石化综合企业附近的居民爆发了严重慢性肺病、肺气肿和哮喘,被称为“四日市哮喘” 事件(Yokkaichi Asthma)。
一系列的环境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政府压力,日本政府最终被迫在“节制污染”(Pollution Diet)的特别立法会议上颁布了一系列环境规定,要求工厂报告其活动,严格管理工业排放;随着交通排放取代制造业成为最主要污染源,政府对车辆造成的污染也实施严格的规定,使空气污染在六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迅速下降。之后10年中,日本进入油气时代,用更清洁的天然气来替代煤炭,他们才得到了更清洁的天空。2011年,关西天文台的数据显示富士山可见记录达131天。
天然气靠着竞争迅速推动了市场,取代了它的对手。据吉田聪介绍,自70年代进口LNG开始,燃气发电所占比重就持续增加,天然气一直以来作为日本的主体能源,尤其在福岛核灾难后,化石能源发电的占比大幅提升,2015年占比84%,燃气发电占比39.2%,居发电能源占比的首位, 这一方面是出于保证能源安全,增加能源多样性的战略需求,同时亦是环保的需要,目前在东京湾区,除矶子电厂为燃煤机组外,其他均为天然气机组。
运行这家电厂的J-Power公司为使该厂维持燃煤发电与横滨市政府签署《横滨市21世纪计划》(Yokohama 21st Century Plan),被要求其污染物排放接近天然气。
走近矶子火电厂,你很难相信这会是一个以煤炭作为原料的火力发电厂。整个工厂建在横滨边上,三面环海,高达200m的烟囱边上还有飞鸟盘旋,工厂内部树木、草地到处可见,有着很好的绿化环境。电厂的锅炉和汽轮机采用超超临界技术,热效率可达45%,在排污方面,采用了电除尘、SCR脱硝等烟气净化装置外,还有再生活性炭技术ReACT (Regenerative Activated Coke Technology)等多污染物排放控制装置,使其脱硫效率超过98%,脱汞效率超过90%,氮氧化物排放量低于20毫克/立方米,由于距离市中心非常近,矶子火电厂所执行的排放标准严苛程度远远高于日本国标。
而另一被视为清洁能源的核电,在福岛事故之前曾在日本发电结构中占比约30%,因其清洁且能提高本国能源自给率的特性一度得到政策的青睐。日本2010年的《能源基本计划》中就提出要进一步大力发展核电,并在核能战略中增加了对环境的考虑,即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突如其来的地震、海啸与福岛事故打乱了节奏,日本核电产业受到严重打击,2012年5月关停所有核电机组, 至2015年8月11日,日本重启了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才结束了零核状态,但面临的阻力依旧很大,至今也只重启了5座核电站。
在采访中,日本电力中央研究所的副所长秋田调(Akita Shirabe)亦谈到了日本核电重启之艰难,地震之后,日本政府重新成立了原子能规制委员会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 (NRA) 直接负责核电站的安全性,关于核电站的审核非常严格而且过程漫长,NRA是日本政府的一部分,隶属于环境省,虽然日本产业经济省也在推动重启,但是比起地震带来的阴影,他们的力量明显不足;加之日本政府仍然更倾向核电安全而不是宣传,因此核电重启的过程依旧漫长。
对此,吉田聪也认为日本核电重启的关键在于赢得民心,但现在日本许多民众,尤其是受事故影响地区的居民反对强烈,“这会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能否解决则取决于拥有核电站的电力公司如何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他说。
对于核电的争议虽然不绝于耳,现实的电力短缺问题却已迫在眉睫。为了解决因核电站停机造成的电力短缺,只能依靠火电补充,在周牧之看来,福岛事故令东京湾区的重要性更加显现,“原来发电量的30%是核能,随着核电站关停,这部分电力由火电填补,而这些火电厂以及输送来的油、气、煤资源都集中在湾区,日本内陆或者岛内其他地区都没有这些优势”,他解释道。
然而随着福岛危机后的能源结构发生了变化,火电及常规化石能源的比例大幅上升,东京湾区能源环境问题的双重挑战又再度显现。这一次日本将如何应对,又能否突破福岛后时代的能源“不可能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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