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能源该怎么变革？

电力18讯：

10月8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报告称，如果全球气候以目前的速度持续变暖，预计全球气温在2030年—2052年间就会比工业化之前水平升高1.5℃。报告指出，如果要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1.5度以内，必须在2030年前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至2010年的55%，并要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即排放量对等消除量。

 

2015年达成的《巴黎协定》提出，本世纪内要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２℃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内而努力。本报记者在近日举行的“第六届深圳国际低碳城论坛”上了解到，《巴黎协定》的结果和长远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文丨董欣

 中国能源报记者 

 

      

 

 

距离目标有差距

 

 

据了解，从90年代至今，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已经进行了30年左右。作为全球性政府间的大科学计划，IPCC多年来形成了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议定书》等在内的关键成果。2015年形成《巴黎协定》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出现两大标志性变化，一方面谈判方式从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另一方面，责任承担从有限的国家转变到所有国家。

 

在论坛中，美国能源部前部长、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提醒大家：“全球面临的重大挑战是气温一直在增长，距离联合国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如不加以控制，未来可能面对更频繁地极端天气，更快速地海平面上升、冰川减少等情况。”

 

在朱棣文看来，要实现相关目标，发电、供热等产生的碳排放量必须达到负数才行，他坦言“现在可能性很低”。他认为，机会存在于能源技术革新之中，更为复杂智能的发电、储能、输配电设施将快速更迭，电动汽车、电池价格下降幅度加大，带来可再生能源使用成本超预期下降；在远距离输电、抽水蓄能等方面中国都占据领先优势。朱棣文表示，锂硫电池、非结构性机器学习、碳捕捉及封存、液态有机氢载体等技术方案正在研究实验中，前景光明。

 

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分析认为，气候变化国际大环境出现了“四大缺口”。

 

① 减排缺口，根据巴黎协定所提出的各国自主贡献，无法满足2℃的温升目标，虽然2018年和2023年要进行全球范围的盘点，但距离减排目标依然有很大的缺口。

 

② 研究和技术缺口，尽管技术进步很快，但仍很难全面支撑起世界范围的实质性减排，呼吁在储能、资源利用效率、碳汇等领域实现颠覆性技术的重要突破。 

 

③ 资金缺口，据测算，要实现目标，每年需要3000亿—1000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虽然国际上成立了绿色气候基金、全球环境基金等，但有限的资金，延缓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行动。

 

④ 气侯治理方向性引导力出现缺口。特朗普政府退出后，欧盟虽然雄心勃勃，但是决策相对较慢。发展中国家对减排的需求强烈，但是政治背景、经济背景和诉求不尽相同。在国际谈判中，许多议题的讨论处于探索和观望阶段。

 

记者了解到，尽管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实际上以加州为代表的15个州正联合采取行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减排。联合国计划2019年召开“联合国气侯变化大会”，一些区域性或立场相近的国家也在积极推动。“出现了一些困难，积极行动也在进行中。目前国际上应对气侯变化问题属于徘徊阶段、拭目以待。”刘燕华道。

 

 

 

关键在提高能源效率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在不断增加。2007年起，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根据世界能源署测算，2020年会达到OECD国家的总和，中国已被推至台前。

 

“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应对气侯变化挑战，中国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挑战。”刘燕华认为提质增效，关键还在能源效率上做文章。他认为：“应对气侯变化，本质是要解决能源问题，能源结构代表了经济模式，在提高能源效率上，一是节能，二是转变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三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目前，国内应对气侯变化出现了机构改革的转隶，由国家发改委转至生态环境部。“应对气侯变化指的是能源、环境、国家安全等多种要素的平衡，这种平衡和经济结构、金融、地方行政有关系，需要应对气侯变化司去做好协调、统筹、平衡。国家层面上已经出现了转隶，地方上也会相应调整，中央和地方如何尽快到位，是面临的问题。”某业内人士表示，以前已经有了很多部署，如何发展延续？转隶过程也是加快步伐、推动应对气侯变化的重要过程。

 

根据IPCC最新报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控制在1.5度时世界的电力来源构成中，可再生能源发电在2050年要占全部发电的70%—85%，煤炭发电必须全部取消，天然气发电也必须使用二氧化碳的回收和储存技术。

 

怎么往前走一步？“世界平均的能源结构和我国的能源结构不同，我国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解决能源问题。我国曾明确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另外，争取2030年碳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比重达到20%左右，现在任务很重。另外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规则正在调整，如何在新的规则中有发言权？”该人士分析认为，在气侯变化问题上，我国压力越来越大，但要守住“共同但有区别原则”的底线。

 

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发布的数据，2017年底全球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2179GW，其中中国占28.4%，其中我国水电占全球装机的26.9%、太阳能占比33.5%，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上述人士建议，“我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有巨大的建树，也是基本出路，要加强技术研究。”

 

 

 

“低碳时代”受期待

 

 

另外，上述人士建议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开始启动2035年和2050年低碳发展规划，将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峰指标量化，并根据愿景目标来制定倒逼机制和措施，建立碳排放核算方法，重点解决责任问题、产品排放标准、约束机制与调解机制等问题。

 

实际上，我国从2013年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7年年底正式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明确以发电行业为突破口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全国碳市场首批纳入约1700家发电行业企业，排放总量超过30亿吨二氧化碳，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

 

“在能源和环保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金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表示，我国目前从绿色信贷政策到环境的法律责任，再到绿色评级等出台了一系列系统发展指导意见，以提高绿色项目的投资。比如碳交易市场中，环境可以作为权益抵押，期货、期权、掉期、基金等碳交易产品已经在全国开始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