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永生：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和对策

电力18讯：    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和对策

    国际经验尤其是美国自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连续更改的石油管制政策表明，不顾国际能源市场上的供求状况，人为压低国内能源价格以及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中能源消费价格的做法，只会造成该国经济发展对能源的过度依赖性，不利于节能目标的实现。相反，如果让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那么企业和居民就会根据能源价格信号，决定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决策，那些低效高能耗的生产设备和生活用品就会加速退出市场，客观上刺激节能技术和设备的研发、生产，最终会降低经济对能源的过度依赖性，加速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向集约的转型过程。

    ■林永生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中国从能源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能源对经济增长的瓶颈作用逐渐凸显。２００７年下半年以来，美元持续疲软刺激投资者投资商品期货以对冲通货膨胀，截至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７日凌晨，纽约４月原油期货合约上涨１．６５美元，结算价报１００．８８美元，这是自１９８３年开始原油期货交易以来的历史最高结算价格。与此同时，我国今年南方雪灾，煤炭告急、电力告急，煤价、电价等均存在高涨压力。尽管接连几个季度，中国的ＣＰＩ居高不下，在反通货膨胀方面，中国政府部门表现出坚定的决心和态度，审慎提高国内市场能源价格，但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对外依存度很高的客观形势下，这些做法只能是表面上、暂时性、政策性地屏蔽了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对国内经济发展本应造成的冲击，这种冲击和影响只是以不同形势、在不同时间转移到经济发展中的其他方面，中石化集团连续几年从财政部获取巨额补贴就是明显的例子。在能源价格高涨的形势下，深入研究其可能的影响并且据此提出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保证经济平稳运行的对策和建议，无疑非常重要。

    能源价格上涨，首先会影响企业主体的生产投资决策，造成设备开工不足，产能闲置，引致投资需求和劳动力需求下降。相关理论研究表明，能源价格上涨，若社会总物价上升幅度更快，会增加投资和要素需求，但在中国，这个传导机制几乎反向运行，可能的原因就是我国生产要素市场，尤其是能源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尚未市场化，造成ＰＰＩ变动没有顺利转嫁到ＣＰＩ上，在生产环节就扭曲了价格机制应有的效率，这时，能源价格上涨会造成严重的产能闲置，企业开工不足，进而造成城镇企业的固定资产增幅降低，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我国原油平均价格从２３．１２美元／桶上涨到２４．６４美元／桶，上涨了６．６％；但ＣＰＩ却降低０．８％；城镇登记失业率从３．６％，增加到４．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为６个百分点，低于能源价格涨幅。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原油价格年均上涨３３．１％，而ＣＰＩ涨幅仅为２．８％，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基本未变。

    其次会影响居民主体的劳动供给与消费决策，造成过剩劳动供给，非自愿性失业增加，延迟了大宗商品的购买时机。能源价格上涨除了通过要素市场对居民产生间接影响外，还通过产品市场，直接增加居民生活成本，改变其消费决策。居民对能源产品的消费，如水、电、煤、天然气等，多呈刚性。据商务部官方网站信息显示，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我国煤、原油和成品油的进出口平均价格从４４美元／吨、２５８．８美元／吨、２９４．８５美元／吨上涨到５９．６美元／吨、３５５．２美元／吨、３９４．８美元／吨，涨幅分别达到３５．３％、３７．２％、３３．９％，与此同时，居民人均生活能源消费却从２００４年的１６４．２千克标准煤上涨到２００５年的１７９．４千克标准煤，上涨了９．３％。能源价格上涨显然增加了居民生活成本，在标准硬性预算约束条件下，居民只能选择提供更多的劳动，减少“闲暇”，赚取工资。能源价格上涨，造成居民实际工资下降时，意味消费变得昂贵、劳动供给变得廉价了，那么增加一单位消费，居民必须提供的劳动时间比起能源价格上涨前增加了。实际上，居民劳动供给的增加，会使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状况进一步恶化，一方面名义工资降不下来，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降低，供给不断增加，加剧失业状况。

    最后会对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产生非均衡影响，导致就业形势趋紧，减缓经济增长。但是，能源价格波动对我国物价水平和国际收支的影响并不明显，主要是由于我国能源价格形成机制尚未完全市场化。

    综上所述，能源价格上涨，一方面影响企业主体的生产决策，造成机器开工不足，投资需求和劳动力需求下降；影响居民主体的劳动供给与消费决策，造成劳动供给和非自愿性失业增加，延迟大宗商品的消费决策；另一方面影响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会使社会就业形势恶化，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可能的更大幅度的增长，对我国物价水平的影响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