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强：能源改革是和谐的重要保证

电力18讯：    
林伯强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
    林伯强，1957年出生。1990年6月，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金融、银行与金融、经济发展；1993年5月至2006年6月，亚洲开发银行东中亚部能源处，主任能源经济学家。2005年至今，山西大学客座教授。2006年6月至今，厦门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公平和公正。就能源问题而言，应当最大限度地化解和消除能源改革和发展中的不和谐因素，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能源行业问题很多，改革正在进行之中。应当考虑，在能源行业的种种问题中，什么最影响社会和谐？能源短缺，如缺电，会影响社会和谐，但已经得到解决；能源的环境问题也会影响社会和谐，但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影响，不是很急迫，因而相对温和。能源价格上涨应该是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最首要、最迫切的问题，因为它不仅影响着百姓的生活质量，还关系到社会公平。

    随着能源供需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能源价格应该反映资源稀缺和环境治理成本。能源涨价的呼声越来越高。对需要掏钱的事，公众都很敏感，能源涨价牵动着老百姓的神经。事实说明，中国决策者对涨价也十分敏感。我们有时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先由媒体披露能源涨价，再由相关部门做出解释或者辟谣。中国媒体对能源涨价的极大兴趣，既反映了公众对涨价的敏感性，也说明了能源价格上涨对社会和谐的重要性。

    能源涨价影响社会和谐

    低能源价格政策会导致能源需求快速增长和能源效率低下，对能源供应成本造成压力。能源是一种商品，消费者应当按其供应成本和消费量付费。因此，能源改革和提价是必须的，是为了提高能源效率，为了今后能有较低的能源价格。但是，涨价是政府最不愿意做的事。只要能源价格由政府控制，公众就常理解为是政府在涨价而不是市场在涨价。能源行业基本上还是垄断行业，每次改革提价都会受到公众的质疑，演变为多方“博弈”，政府都会被考验是站在哪一边。政府还很难向公众解释，能源价格是否一路涨下去，涨多少才够？

    中国能源政策常常是政府宏观政策的延伸。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目标使得能源价格一直是能源改革的难中之难。目前，能源价格中补贴和交叉补贴普遍存在，如电力的城乡同价、工业电价高于居民电价、石油的成品油价格倒挂，都是典型的价格补贴和交叉补贴。这种状况有历史原因，也和能源价格改革艰难缓慢有着直接关系。能源既是生产资料又是消费资料，既影响经济增长和就业，又影响百姓生活。能源企业基本上是国企，又是垄断，在目前的能源价格机制下，赚的是国家低能源资源税的钱，赔的是为国家承担社会责任。然而，正是这种将企业行为和政府职能“捆“在一起的价格机制，使政府无法弄清楚企业的效率，使能源企业可以逃避政府的效率监督，也使公众无法理解能源价格的高低。

    这种“捆“在一起的价格机制正是能源问题复杂化的关键。如果从能源资源稀缺和环境治理成本来看，中国的能源价格应该比现有的市场价格更高。首先，对于能源价格如何形成，业界人士都不太清楚，老百姓更不明其理。由于能源行业收入较高，公众对每一次价格上调都不理解，都觉得吃亏。常常是老百姓付了低价却还报怨，能源企业说赔了却还赢利。其次，能源行业的企业既是垄断的又是国有的，公众常常以企业是否已经到了非涨价而无法运营的地步为由而提出质疑，认为即便是到了这一步，能源企业也应该从改革自身分配机制入手，而不能把增加的生产成本全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是社会公平的问题。因此，能源价格改革会导致能源价格进一步上涨。但是，现代生活中的许多能源产品接近于生活必需品，需求弹性很小，不透明且过快的能源价格上调会影响社会和谐。

    提高能源效率是少涨价或者不涨价的唯一途径

    从目前的供需情况看来，除了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之外，已经没有其它办法能避免能源价格持续走高。中国的能源效率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调查表明，中国8个主要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低能源价格鼓励了企业去购买能源效率低的设备和技术。目前，中国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约37%，但却是以低增加值和高耗能的方式实现的。应该说，提高能源效率的空间很大，困难的是如何提高。比如，短期提高能源效率最有效的办法是提高能源价格，但能源价格上调可能影响社会和谐。因而，能源改革常常面临两难的选择。

    许多人认为，中国的能源行业生产效率低下，收入过高；与国际同行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