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院士：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需创新六大观念

从人类文明形态的演进角度来看待能源的变革，第一轮能源革命是化石能源——煤、油、气的发现和利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人类由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能源革命历程。

但是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人类对工业文明的进步及其带来的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第二次能源革命中，非化石能源推动着人类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进步。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能源也面临着历史性的转型和创新。创新来自思维，首先要来自观念的转换。所以我就以下六点谈谈认识：

一、从“能源发展”到如今的“能源革命”本身就是一个观念的巨大创新

中国的经济由平面扩张型向多维立体的质量型转变，能源行业也面临着“四个革命”，其中的消费革命，就是能源消费由粗放低效转向节约高效。我国近年来把能源强度列入考核指标，能源弹性系数逐步下降，但是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依然很大，还有改进的空间，能源革命任重道远。

二、创新能源安全观

长期以来，“能源安全”被单纯理解为供需安全，应认识到，供需安全要以科学的供给满足合理的需求。现在要在化石能源的基础上，逐步倚重我国可以自己掌控的非化石能源，共同来保障能源供给的安全。

但是仅仅有“供需安全”还不够。环境安全中，大气质量、水质量都与能源结构有关。近年来，全人类对气候变化的重视程度有了重大的进步，认识到气候也有容量。因此，能源安全观应包括“供需安全”“环境安全”“气候安全”。

三、在能源资源观上，要重新认识我国能源资源禀赋

我国能源资源禀赋长期以来是“富煤、缺油、少气”。在化石能源的范围内，这个认识没有错，但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了。

2019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在能源结构中占比15.3%，并且还在不断增长。

为什么非水可再生能源能够快速增长，从“微不足道”到“举足轻重”?原因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求的牵引。能够支撑非水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长的，一是自然资源，我国有丰富的非化石能源，特别是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二是技术能力，包括非化石能源和储能技术;三是成本下降，经济性能够被市场接受。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牵引和多种因素支撑之下，可再生能源就具有可持续性。

由于对能源资源禀赋认识的局限性，部分能源负荷密集地区长期以来自认为“负荷重、资源缺”，却没有认识到身边就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形成了对外来电、外来煤的依赖。因此重新认识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是正确认识中国国情的一个要素，对于确保国家长远的能源安全、引导能源转型具有方向性、战略性意义。

值得强调的是，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利用是我国可以自主掌控的，不依赖国际地缘政治的变幻，有利于保障能源体系的独立性和安全性，因此我国应逐步建成以非化石能源为主的低碳能源体系。

四、要重新认识中东部能源发展思路

西部要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就需要提高能源负荷和消纳。同时，中东部要发展能源供给，将能源“身边取”和“远方来”相结合，分布式和集中式相结合，做到能源高比例自给，就可以减缓西电东送和北煤南运的压力。

以河南省兰考县为例，兰考当地太阳能源和风能的资源并不特别丰富，成为农村能源革命试点以来，当地大力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和地热，可再生能源利用占比从3年前的27%，提高到如今的约60%，并计划2021年将该比例提高到91%。

中国东西部空间格局的优化与能源结构的优化是相耦合的，二者共同来推进中国经济、环境双赢。

五、集中式和分布式结合、城乡一体化革命的观念需要进一步树立

城乡一体化革命也在于集中式和分布式能源的结合。集中式的大基地、大电网模式依然很重要，但是现在要强调分布式的作用，从发电的角度即“寓电于民”。风电、光伏、生物质、天然气、地热等，都可以较为方便地实现集中式和分布式结合。

分布式低碳能源网络也诞生了一个新概念——能源“产消者”。例如光伏建筑一体化潜力很大，建筑就可成为大体量的产消者。把分布式电源与储能、大数据管理结合起来，就是VPP(虚拟电厂)。若中东部大批VPP投入应用，就可减轻集中电网的负担。

中东部大批产消者和VPP的产生，将会创造中国电力系统的新形态，中国能源的局面也将会发生革命性变化。

六、能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深、广结合

能源结合互联网+与节能的人工智能，就可形成多能的能源服务业。例如城市能源大脑，包含了城市的各种能源数据，并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信息化，提高能源服务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所以有学者说“数据是21世纪的石油”。

以上六点都涉及观念问题，也会影响相关部门的政策。结合这六点，我们更能体会为什么要提出能源革命：能源革命要经过大家共同努力，来成就能源的新常态、高质量、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