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绿色围剿还是自寻烦恼？

电力18讯：    
    一个硬币两个面，对于碳交易的认识亦如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到底是西方通过碳交易来算计中国，还是我们过于敏感，业界仍存争议。

    能源杂志 | 本刊记者 陶勇

    2009年10月11日，天津排放权交易所总经理高正琦在中国清洁能源国际峰会上透露，目前该所正在制定国内碳排放权交易规则。届时，企业将以自愿参与的形式进行交易。
    不过，对于碳交易，国内目前尚存质疑声。
    “碳排放纯粹是西方国家在忽悠中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资深传媒界人士如是说。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中心主任江涌在接受《能源》杂志记者采访时指出：“发达国家享受了中国制造的诸多好处，却把海量温室气体留给我们。”
    据国内研究机构测算，在2006年，中国的“内涵能源”出口量达6.3亿吨标准煤，占一次性能源消费量的25.7%；净出口“内涵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10亿吨，占当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35%以上。
    所谓“内涵能源”是指产品上游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耗的总能源。2007年11月，根据英国一家研究机构的研究，中国大约25%的碳排放是由于出口导致的。江涌指出，如果把出口产品的“内涵能源”计算在内，中国实际上是能源的净出口国，并不是国际社会指责的净消费国。换言之，某种程度上，“中国制造”非但不是推高国际能源价格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是帮助发达国家降低碳排放的牺牲者，“中国是在用本国能源贴补发达国家的消费者”。

竞合还是博弈？

    江涌表示，当今国际游戏规则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话语权、裁量权也在它们手中。在后京都时代，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制造征收碳关税，并非遥不可及。一旦碳关税付诸实施，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例如，按碳排放硬约束推算，未来电价至少得上涨一倍，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的硅原料加工的耗电成本就会超过三四百元，如此以来，与美国相比，中国新能源的电池组件就没有任何优势了。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2008年中国GDP为4.22万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达到2.5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1.43万亿美元，进口1.13万亿美元，贸易顺差2954亿美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出口约占34%，净出口约占7%。“碳关税的征收必将对中国外贸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据了解，中国商务部曾几次痛批这个美国创造的名词，商务部发言人姚坚说：“碳关税只会扰乱国际贸易秩序，引发贸易战。”“这项政策违反了ＷＴＯ基本规则，背后潜藏着借环境和资源问题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可能引发连锁的贸易报复，不利于全球经济复苏。”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也明确表示：“碳关税违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事实上将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借口。”
    原煤储藏丰富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同时也是“中国制造”竞争优势所在。但是，江涌认为，在国际责任的重压与未来贸易大棒的高压下，中国在工业化尚未完成之际，将被迫进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
    有关部门以2003年中国能源消费数据进行了相关推算，当年煤的比重为67.1%，天然气的比重为2.8%。如果将煤的使用比重降低1个百分点，代之以天然气，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减少0.74%，而GDP会下降0.64%，居民福利降低0.60%，各部门生产成本普遍提高，其中电力部门受影响最大，平均成本提高0.60%。如果“气代煤”的比例为5%，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会减少4.9%，而GDP会下降2.0%，居民福利减低2.0%，电力部门平均成本提高2.4%。
    因此，中国能源结构调整的后果是，一方面二氧化碳排量会显著降低，另一方面GDP增长速度会放缓，居民福利受到的影响较大。在2020年之前，中国一直将面临巨大就业压力，“保增长，就是保就业，就是保稳定”。因此，碳排放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就业增加与社会稳定。
    江涌说：“此外，还有一个重大危险就是财富大量流失。在后京都时代，发达国家以碳关税的形式，可以堂而皇之地直接虹吸中国的财富。”
    与江涌观点相近，凤凰卫视评论员朱文晖认为，碳关税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印度的“绿色围剿”。

对手还是朋友？

    不过，我国业界专家也有持不同观点的。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能源所副所长李俊峰认为：碳关税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中国必须积极地参与谈判和对话，并在对话中掌握话语权，争取我们的最大利益。
    “我不赞成‘绿色围剿’这个词。”李俊峰认为，现在好多人用冷战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上个世纪70年代第一次环境发展大会召开的时候，有观点认为帝国主义要用环境手段限制中国发展；加入WTO的时候，又有观点认为帝国主义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来渗透、打垮中国；现在讨论气候变化问题，还有观点认为是用“绿色围剿”来让中国出局。对此，李俊峰表示，“你说完全没有阴谋吧，也不对；你说完全是阴谋吧，也不对。实际上气候变化、低碳经济是世界发展新格局的产物”。
    在李俊峰看来，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列强依仗洋枪洋炮明火执仗地侵略中国，是“你没有本事我就打你”；1945年各国签署《联合国宪章》，是由少数大国像前苏联、美国和英国等“通过雅尔塔协定，商量商量就把世界划分了”；在加入关贸总协定与WTO的时候，是一群富国“商量了一下，就确定了市场经济是世界唯一合法的经济模式”；到了气候变化时就“已经升华发展了”。“一个比一个进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由最初的强权用枪炮说话、实行“炮舰政策”，到签署《联合国宪章》、几个超级大国垄断话语权；再到WTO、几十个国家拥有话语权；以至今天，讨论气候变化，“每个国家都有话语权”。所以，现在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推动谈判向着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方向发展。
    “作为一个科学家、经济学家你可以大胆怀疑气候变化的真实性，但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有人敢怀疑吗？无论奥巴马、还是我国领导人，能够怀疑气候变化的真实性吗？”李俊峰觉得没有什么依据证明中国被“围剿”，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理解为“围剿”或者打击中国、印度，纯粹是“自寻烦恼”。
    李俊峰认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或者是低碳发展方面并不差。因为中国有很强的市场容纳能力，中国的发电技术70―80%是2000年后形成的，中国的工业体系70%以上是2000年后建成的；而美国工业体系大部分是上个世纪70年代建成的，德国、日本则是上个世纪80年代建成的。目前，中国火电技术世界领先，包括新能源产业等，大量新技术将首先在中国运用。
    在低碳发展问题上，李俊峰认为大家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想让美国人改变生活方式，走向低碳消费，并不比我们的经济转型容易，大家都很困难，所以要谈，只有谈才会有结果。温室气体排放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只要我们遵循共同的，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总会谈出结果的。要相信通过60年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尤其是通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有谈判的资本了，也有发展低碳经济的资本了。”

大棒还是胡萝卜？

    在江涌看来，中国崛起势不可挡，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成为镁光灯与红地毯中心，世界聚焦中国，可谓风景这边独好。“我们甚至有些自我感觉超好，实际如何另当别论！”
    不过，江涌认为，一些对华不友好的鹰派人物试图遏制中国，用一些似是而非、貌似有道理，但也并非完全无理的话题，比如信息审查、气候变化议题、碳排放、温室气体排放等等来达到目的，因为其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
    江涌介绍说，美国副总统戈尔，作为利益集团的代表到处宣讲碳交易，以图引起国会重视，然后再来推广，中国在这方面明显居于劣势。碳排放是他们制造的一个新陷阱，但道义上却处于制高点。“可是，你既然讲道义，把技术给我啊？但即使给却要很高的价钱，有的甚至给钱他还不干。”
    据披露，美国副总统戈尔后来成为芝加哥碳交易所的大股东，所以，人们曾怀疑他如此努力做这件事，好像跟利益是有关系的。
    “他们双管齐下，一是大棒――通过关税法――碳关税；另一方面给你胡萝卜――提供相关技术，最后让你就范。如此一来，他们不断地制造一个又一个话题，请君入瓮，让你源源不断地给他们送钱。”江涌特别以《富国的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掉梯子》中的事例论证自己的观点。
    “我们有些人还没有意识到，能源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美国打伊拉克就是为了石油，若那个地方产鸟粪美国军队是不会去的。”江涌认为，后进国家应该形成统一战线，比如我们与印度就要加强合作。
    据悉，中国与印度的合作已经纳入议事日程。2009年8月24日，来访的印度环境和林业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坦言，印度和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着同样的担忧，面临同样的挑战，包括来自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压力等。中印双方已同意，将于今年11月在北京召开首届中印气候变化技术层面的研讨会，就各自的国家行动计划进行交流；按照计划，这种研讨会将一年召开一次。
    此前，有媒体报道，在今年12月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到来之前，印度正试图积极联合中国，一起抵制发达国家要求中印等主要发展中国家设定温室气体排放具体减排目标的压力。
    江涌还支招：发达国家之间各有利益诉求，美国、日本、欧洲的技术也有差别，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们要设法掌握主动权。他指出，发达国家做事有利可图的就干，很会设置话题。比如农产品问题，用GDP的0.7%援助发展中国家，原来是他们直接倡导的，现在又放弃了，又找另一个话题来转移、模糊视线。所以，我们也要会设置话题，这对维护我们的利益很重要。“我们有些人太迷信了，一迷信就失去理性，而很多时候不是‘太傻太天真’，是有利益因素在里面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