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绿色能源发展症结 求索“美丽中国”梦
2012-12-31 09:34:52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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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18讯:
2012是充满绿色故事的一年,同时也是绿色经济全球受挫的一年。前几年被寄予厚望的绿色经济在今年开始有种利好出尽、后继乏力的感觉。故被《纽约时报》形容为“A Sad Green Story”。
在圆桌论坛中,旭化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熊谷治彦、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涂建军、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研究中心主任李瑾、Martec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分公司能源电力总监曹寅结合各自的职业背景,阐述了“A Sad Green Story”产生的原因、构建“美丽中国”的途径以及当下存在的问题。
“A Sad Green Story”何去何从?
涂建军:我主要从中美两国的两个案例来谈关于绿色能源行业的一些变化。
第一个案例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那就是美国现在正在发生的页岩气革命,因为最近十年,世界油价是比较高的,这种比较高的油价导致了美国在水平钻井和压电钻井上的突破,这种突破使得美国的页岩气产量突飞猛进,增进了美国的能源安全;但这也是把双刃剑,因为页岩气导致美国天然气价格过低,其价格只有欧洲市场和亚洲市场的1/5~1/3,严重打击了美国绿色能源的发展。
第二件事有一些必然性的因素,那就是中美之间,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关键是光电行业的贸易纠纷问题,我记得去年我在北京组织过中美气候变化二轨对话,当时对话的时候美国专家对这个问题非常担忧。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中国比如说光电板行业,投资是比较大的,我们一个国家的装机容量超过全球光电板的每年新增的装机量。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美国2006年之前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美两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二氧化碳占全球45%。非常遗憾,美国更多是从就业还有从保护新兴战略产业的角度来出发,没有更多地从全球环境保护和温室气体减排的角度和中国政府做一个协商,让大家把这个绿色行业做成一个双赢的行业,这是非常遗憾的,这也有一些必然性的因素。
李瑾:这几年来看国际碳市场的情况非常的低迷。欧洲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体系,它的碳价格到今年为止跌到非常低的水平。包括核准减排量的价格也非常低,美国的芝加哥交易所去年关闭,几个大州的区域联盟协议也趋于非常松散的状态,而且欧盟也刚刚宣布本来在今年要推行的航空碳排放交易将要推迟,而且清洁发展机制到2012年也基本到期,从这个星期刚刚开始的多哈谈判来看大家的观望情绪也非常浓厚,各个方面也很难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欧洲的经济趋于低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大家更多的视野关注一些关于经济增长本身的一些东西,比如更关注就业,而对于碳排放和气候变化的问题,开始有些放缓。但从国内的情况来看,我们看到非常多乐观的现象,从我个人的工作经历来看,包括企业和个人,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认知度和专业度都有非常大的提高。很多企业也出于社会形象和绿色责任去购买一些资源减排量抵消生产和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很多个人也非常乐于参与到这项行动当中。
虽然说,可能短时间来看,因为经济危机,这个中间可能出现一些小的变故,但从长期来看,节能环保和绿色发展是成熟的社会迈向文明的必然方向,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大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曹寅:我觉得这个不能称之为一个Sad Story,只能说存在着产能过剩的情况。现在来看,如果从2005年到现在没有一个快速投入和快速发展,各个公司都在建新能源产业,如果没有这么多的企业投入、这么多企业的关注、这么多资本的进入和政府的关注,我们现在新能源成本远远不是现在这个水平。就是快速的发展,使得新能源领域进入到一个快速的降价周期和创新周期,新能源周期快速的推行,这就是Sad
Story的另外一面。所以,不能一味地指责新能源企业在产能投资上的浪费。
我觉得新能源这一轮的低谷不是长期的,接下来会很快,或者三四年间,或者两到三年内就会发现新能源有很多新的模式出现。这个现在已经在一些地区出现了,比如说在加州或者其他的一些阳光比较好,同时电价又比较高的地方,太阳能已经可以平价上网。如果没有前端的发展,这个故事也许现在还看不到,我就是这个角度来看新能源Sad story的。
“美丽中国”从何入手?
熊谷治彦:从我本人来说,对于中国有这样一些想法,制作出了很多的产品,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污染物。在这样一个问题当中,我们慢慢地感觉到,一个绿色资源、绿色产业的问题。向大家介绍了这样一个发展的流程,特别是在生产过程中间,比如说水,如何来进行水的有效利用、有效再生,在整个生产流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此外,净化水的过程中,使用一些比如说膜的单元,生产研发出净水的物质等一些产品。这些中国很多行业、很多公司也在使用。
我个人感觉,一个公司、一家企业,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感,这样才可以使得自己的公司长久地存续下去,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一些水资源的不足。在这样我们的努力当中,可以让更多年轻人意识到这样的一些紧迫感。
涂建军:关于如何建设美丽中国,我个人的观点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加强国内在信息公开化、透明化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因为我本人一直在做能源政策方面的研究,我举一个小故事,2009年的时候,我曾经参与国国内煤炭政策的研讨,当时我在获取数据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中国分省的煤炭储量表全部都是保密信息,一开始我认为是真的保密信息,结果我花了一些钱买了一本书,就在那本书上,中国现在发展阶段下,如果我国保密法覆盖的信息过于广泛很可能产生一个问题,导致学术研讨的深度和广度不够,这是我的一个感想。
未来这个问题能否把它解决好,我觉得对于美丽中国的建设其实有很多的现实意义。
李瑾:回顾一下我国在节能环保里面做的投入不可谓不大。从“十一五”到现在,我们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巨大,但是取得这样的成就我们花费的代价也非常大。“十一五”末期拉闸限电给生产和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也引起了地方政府非常强的抵触情绪。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创立一种全新的市场机制,用市场的方式来解决节能减排,引入更多的市场主体,包括服务机构、第三方参与机构、交易平台、金融机构等。各种市场要素都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投入到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市场领域当中去。
市场本身是非常强烈依赖于信用机制的,各个市场主体需要互相监督。所以我想,在“十二五”,在未来的几年我们可以尝试去创新,更多地用市场工具来解决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用传统行政命令不能解决的问题,尝试去挖掘更多的市场机会,更多的商业价值,创立更多的商业模式,引入更多的市场要素投入到这个领域中去。
曹寅: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去年2011年底的时候,我们中国发布了所谓的火电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这个标准非常非常严格,而且面临的阻力非常非常大。因为大家都知道,整个中国火电企业,它的营收状况都是非常糟糕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推出了严格的氮氧化物包括汞等严格的排放标准,表明了中央政府对于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包括把这样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看得非常非常重,它可以去“伤害”那么多的企业,同时也要放上那么严格的标准去为了空气的一个标准,表明了政府对于“绿色中国”的目标非常在意。
但是,我们发现很多这样的政策,上面执行得很好,但到下面就会发生一些变调。从中央到省级、省级到县级,再到企业,从上到下,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在数据统计过程中,发生各种各样的扭曲。我觉得这需要从上到下的整个体系的梳理,包括从经济利益或者其他方面进行改革,使得真正的好的政策、好的方向、好的体制得到执行。然后使整个体制、体系考核标准发生变化,而不仅仅是以GDP作为衡量标准,要以绿色的GDP,或者污染物控制的方式来做均衡的评判才可以达到标准。
国家决心非常大,但是能不能做好还是需要很大的空间去提升,有很多的努力需要去做。而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包括企业和个人都要做这样一件事情。
不走美国老路
涂建军:个人来看中国在节能和环境领域问题很大,问题最大在于哪儿?我觉得是公民意识的问题。现在中国社会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普通中国人的“中国梦”是什么?“中国梦”里面构成的一些指标就是工作,就是房子,郊区可能有一个别墅,市区有一个公寓,那么还有车子,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物质化,非常量化的一些指标。我个人的想法,“中国梦”不应该和当年的“美国梦”是一样的,因为美国这么多年的发展过来了,它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包括它的经济现在还是世界第一,但是在能源和环保领域,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的角度来讲,中国不能走美国人的老路。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榜样,应该多向欧盟进行学习;我本人去日本的时候,我对于日本的社会秩序包括日本人的节能观念都印象非常深刻,这些方面我倒觉得国内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发展模型,有一些不同的理念。
李瑾:从我个人觉得,跟日常工作相结合,一方面,在碳排放领域,还没有建立一套相应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顶层设计上面,这也是我们在日常开展工作中所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温室气体和碳排放的考核、企业的排放责任等,并没有真正地得到落实,这也是在未来推进碳排放当中非常需要加强的方面。
另外市场环境,我们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适合各个市场、各个交易参与主体去参与的好的市场环境,包括基本的信用体系,包括一个数据公开透明的基础,包括其他配套的支持激励政策等,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都需要加强的。
曹寅:顶层设计这是最近很热的词,但是能源体系做一个顶层设计我觉得非常困难,不仅对中国这样一个国情非常复杂,同时东西部差距非常大的国家来说。即使对于德国这样一个国民生活水平发展高,国家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来说顶层设计都是有限的。
举例德国现在太阳能整个装机比例占所有装机比例25%,但现在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针对上网电价有没有足够的财政补贴,包括电力网络的坚强性的问题。顶层设计我们是可以在能源系统进行考虑,但是有限的。更多的还应该是具体到不同地区、不同个体、不同用能者、不同能源来源等的一个具体情况。
另外能源的精细化。能源也分高品位和低品位的区别,如果有些企业需要的电流质量不是那么高,你提供很高的话那是浪费。针对不同用能者的需求,设计出一套满足每个人需求的精细化的用能体系和方案。
分布化也很重要,当然这个不是完全的分布化。因为人类的能源就是分布化到集中化再分布化,我们因地制宜包括太阳能包括风能,在所谓的西北地区,有大规模的发电基地,它的电网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把太阳能组件分散到每个地区,比如说长三角地区,分布式电站互用电站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从能源设计的角度来说有很多的方式去做,关键我们既要考虑整体设计、顶层设计,也要考虑到每个地区,每个用能单位不同的用能情况,每种能源不同的属性,来有参考性有目的地进行设计。要把每一标煤都用到极致,不能浪费任何标煤,不能浪费任何能源。
2012是充满绿色故事的一年,同时也是绿色经济全球受挫的一年。前几年被寄予厚望的绿色经济在今年开始有种利好出尽、后继乏力的感觉。故被《纽约时报》形容为“A Sad Green Story”。
在圆桌论坛中,旭化成(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熊谷治彦、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中国能源与气候项目主任涂建军、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研究中心主任李瑾、Martec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分公司能源电力总监曹寅结合各自的职业背景,阐述了“A Sad Green Story”产生的原因、构建“美丽中国”的途径以及当下存在的问题。
“A Sad Green Story”何去何从?
涂建军:我主要从中美两国的两个案例来谈关于绿色能源行业的一些变化。
第一个案例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那就是美国现在正在发生的页岩气革命,因为最近十年,世界油价是比较高的,这种比较高的油价导致了美国在水平钻井和压电钻井上的突破,这种突破使得美国的页岩气产量突飞猛进,增进了美国的能源安全;但这也是把双刃剑,因为页岩气导致美国天然气价格过低,其价格只有欧洲市场和亚洲市场的1/5~1/3,严重打击了美国绿色能源的发展。
第二件事有一些必然性的因素,那就是中美之间,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关键是光电行业的贸易纠纷问题,我记得去年我在北京组织过中美气候变化二轨对话,当时对话的时候美国专家对这个问题非常担忧。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思考的就是中国比如说光电板行业,投资是比较大的,我们一个国家的装机容量超过全球光电板的每年新增的装机量。
从美国的角度来讲,美国2006年之前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美两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二氧化碳占全球45%。非常遗憾,美国更多是从就业还有从保护新兴战略产业的角度来出发,没有更多地从全球环境保护和温室气体减排的角度和中国政府做一个协商,让大家把这个绿色行业做成一个双赢的行业,这是非常遗憾的,这也有一些必然性的因素。
李瑾:这几年来看国际碳市场的情况非常的低迷。欧洲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体系,它的碳价格到今年为止跌到非常低的水平。包括核准减排量的价格也非常低,美国的芝加哥交易所去年关闭,几个大州的区域联盟协议也趋于非常松散的状态,而且欧盟也刚刚宣布本来在今年要推行的航空碳排放交易将要推迟,而且清洁发展机制到2012年也基本到期,从这个星期刚刚开始的多哈谈判来看大家的观望情绪也非常浓厚,各个方面也很难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可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欧洲的经济趋于低迷,全球的金融危机让大家更多的视野关注一些关于经济增长本身的一些东西,比如更关注就业,而对于碳排放和气候变化的问题,开始有些放缓。但从国内的情况来看,我们看到非常多乐观的现象,从我个人的工作经历来看,包括企业和个人,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的认知度和专业度都有非常大的提高。很多企业也出于社会形象和绿色责任去购买一些资源减排量抵消生产和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很多个人也非常乐于参与到这项行动当中。
虽然说,可能短时间来看,因为经济危机,这个中间可能出现一些小的变故,但从长期来看,节能环保和绿色发展是成熟的社会迈向文明的必然方向,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大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曹寅:我觉得这个不能称之为一个Sad Story,只能说存在着产能过剩的情况。现在来看,如果从2005年到现在没有一个快速投入和快速发展,各个公司都在建新能源产业,如果没有这么多的企业投入、这么多企业的关注、这么多资本的进入和政府的关注,我们现在新能源成本远远不是现在这个水平。就是快速的发展,使得新能源领域进入到一个快速的降价周期和创新周期,新能源周期快速的推行,这就是Sad
Story的另外一面。所以,不能一味地指责新能源企业在产能投资上的浪费。
我觉得新能源这一轮的低谷不是长期的,接下来会很快,或者三四年间,或者两到三年内就会发现新能源有很多新的模式出现。这个现在已经在一些地区出现了,比如说在加州或者其他的一些阳光比较好,同时电价又比较高的地方,太阳能已经可以平价上网。如果没有前端的发展,这个故事也许现在还看不到,我就是这个角度来看新能源Sad story的。
“美丽中国”从何入手?
熊谷治彦:从我本人来说,对于中国有这样一些想法,制作出了很多的产品,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污染物。在这样一个问题当中,我们慢慢地感觉到,一个绿色资源、绿色产业的问题。向大家介绍了这样一个发展的流程,特别是在生产过程中间,比如说水,如何来进行水的有效利用、有效再生,在整个生产流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此外,净化水的过程中,使用一些比如说膜的单元,生产研发出净水的物质等一些产品。这些中国很多行业、很多公司也在使用。
我个人感觉,一个公司、一家企业,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感,这样才可以使得自己的公司长久地存续下去,比如说现在我们知道一些水资源的不足。在这样我们的努力当中,可以让更多年轻人意识到这样的一些紧迫感。
涂建军:关于如何建设美丽中国,我个人的观点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加强国内在信息公开化、透明化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因为我本人一直在做能源政策方面的研究,我举一个小故事,2009年的时候,我曾经参与国国内煤炭政策的研讨,当时我在获取数据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中国分省的煤炭储量表全部都是保密信息,一开始我认为是真的保密信息,结果我花了一些钱买了一本书,就在那本书上,中国现在发展阶段下,如果我国保密法覆盖的信息过于广泛很可能产生一个问题,导致学术研讨的深度和广度不够,这是我的一个感想。
未来这个问题能否把它解决好,我觉得对于美丽中国的建设其实有很多的现实意义。
李瑾:回顾一下我国在节能环保里面做的投入不可谓不大。从“十一五”到现在,我们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巨大,但是取得这样的成就我们花费的代价也非常大。“十一五”末期拉闸限电给生产和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也引起了地方政府非常强的抵触情绪。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创立一种全新的市场机制,用市场的方式来解决节能减排,引入更多的市场主体,包括服务机构、第三方参与机构、交易平台、金融机构等。各种市场要素都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投入到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市场领域当中去。
市场本身是非常强烈依赖于信用机制的,各个市场主体需要互相监督。所以我想,在“十二五”,在未来的几年我们可以尝试去创新,更多地用市场工具来解决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用传统行政命令不能解决的问题,尝试去挖掘更多的市场机会,更多的商业价值,创立更多的商业模式,引入更多的市场要素投入到这个领域中去。
曹寅: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去年2011年底的时候,我们中国发布了所谓的火电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这个标准非常非常严格,而且面临的阻力非常非常大。因为大家都知道,整个中国火电企业,它的营收状况都是非常糟糕的情况,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推出了严格的氮氧化物包括汞等严格的排放标准,表明了中央政府对于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包括把这样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看得非常非常重,它可以去“伤害”那么多的企业,同时也要放上那么严格的标准去为了空气的一个标准,表明了政府对于“绿色中国”的目标非常在意。
但是,我们发现很多这样的政策,上面执行得很好,但到下面就会发生一些变调。从中央到省级、省级到县级,再到企业,从上到下,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在数据统计过程中,发生各种各样的扭曲。我觉得这需要从上到下的整个体系的梳理,包括从经济利益或者其他方面进行改革,使得真正的好的政策、好的方向、好的体制得到执行。然后使整个体制、体系考核标准发生变化,而不仅仅是以GDP作为衡量标准,要以绿色的GDP,或者污染物控制的方式来做均衡的评判才可以达到标准。
国家决心非常大,但是能不能做好还是需要很大的空间去提升,有很多的努力需要去做。而不仅仅是中央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包括企业和个人都要做这样一件事情。
不走美国老路
涂建军:个人来看中国在节能和环境领域问题很大,问题最大在于哪儿?我觉得是公民意识的问题。现在中国社会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普通中国人的“中国梦”是什么?“中国梦”里面构成的一些指标就是工作,就是房子,郊区可能有一个别墅,市区有一个公寓,那么还有车子,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物质化,非常量化的一些指标。我个人的想法,“中国梦”不应该和当年的“美国梦”是一样的,因为美国这么多年的发展过来了,它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包括它的经济现在还是世界第一,但是在能源和环保领域,尤其是温室气体排放的角度来讲,中国不能走美国人的老路。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有不同的榜样,应该多向欧盟进行学习;我本人去日本的时候,我对于日本的社会秩序包括日本人的节能观念都印象非常深刻,这些方面我倒觉得国内可以有一些不同的发展模型,有一些不同的理念。
李瑾:从我个人觉得,跟日常工作相结合,一方面,在碳排放领域,还没有建立一套相应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顶层设计上面,这也是我们在日常开展工作中所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温室气体和碳排放的考核、企业的排放责任等,并没有真正地得到落实,这也是在未来推进碳排放当中非常需要加强的方面。
另外市场环境,我们并没有一个非常好的适合各个市场、各个交易参与主体去参与的好的市场环境,包括基本的信用体系,包括一个数据公开透明的基础,包括其他配套的支持激励政策等,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都需要加强的。
曹寅:顶层设计这是最近很热的词,但是能源体系做一个顶层设计我觉得非常困难,不仅对中国这样一个国情非常复杂,同时东西部差距非常大的国家来说。即使对于德国这样一个国民生活水平发展高,国家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来说顶层设计都是有限的。
举例德国现在太阳能整个装机比例占所有装机比例25%,但现在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针对上网电价有没有足够的财政补贴,包括电力网络的坚强性的问题。顶层设计我们是可以在能源系统进行考虑,但是有限的。更多的还应该是具体到不同地区、不同个体、不同用能者、不同能源来源等的一个具体情况。
另外能源的精细化。能源也分高品位和低品位的区别,如果有些企业需要的电流质量不是那么高,你提供很高的话那是浪费。针对不同用能者的需求,设计出一套满足每个人需求的精细化的用能体系和方案。
分布化也很重要,当然这个不是完全的分布化。因为人类的能源就是分布化到集中化再分布化,我们因地制宜包括太阳能包括风能,在所谓的西北地区,有大规模的发电基地,它的电网有很大的问题,如果把太阳能组件分散到每个地区,比如说长三角地区,分布式电站互用电站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从能源设计的角度来说有很多的方式去做,关键我们既要考虑整体设计、顶层设计,也要考虑到每个地区,每个用能单位不同的用能情况,每种能源不同的属性,来有参考性有目的地进行设计。要把每一标煤都用到极致,不能浪费任何标煤,不能浪费任何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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