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造就了我们通往核电强国的路

电力18讯：

         2004年，11月的重庆，空气中已经带着丝丝凉意，而第六届重庆高交会现场却气氛热烈。在“发展高新技术、促进西部大开发”的主题下， 179项项目签下订单，成交总额达122亿元。

        就是在这次高交会的 “军转民技术与西部经济发展论坛”上，面对新的发展时期，中核集团提出了核电产业发展“两条腿走路，三条线推进”的“路径图”。所谓两条腿走路，就是坚持以我为主，中外合作的方针，自主开发与对外引进双管齐下积极推进核电发展。三条线，即：第一条线秦山二期和岭澳这两个核电站四台机组的翻版改进；第二条线，高起点国际招标引进第三代技术；第三条线，自主研发中国百万千瓦级核电站。“三条战线一浪叠一浪地开展，形成核电项目持续发展不断线的形势，确保我国政府部门提出的核电装机容量提升的目标。”

 

        彼时，我国核电已建成870万千瓦的装机，成功出口一台30万千瓦机组，具备了自主设计建造营运30万、60万千瓦核电机组的能力，设备国产能力可达50%至70%。在此基础上，此前的一两年间，国家领导频频视察核电基地，做出重要批示；2002年底，国家计委给国务院报告，2020年预计全国总发电装机8亿千瓦，核电占4%，为3200万千瓦；业界专家种种热议，企业厂家摩拳擦掌，核电的春天即将到来……种种迹象表明，这个产业的发展已经临近拐点：从起步时期的小批量适度发展，跨越进入批量化规模发展。

        2006年，我国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一锤定音，圈定了“4000万千瓦”发展目标，该产业改革发展下半场的大幕徐徐拉开。

        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我国核电产业，始终与改革开放政策同行，历经近40载跌宕沉浮，走出了自己的路，也在积极为全球提供“中国方案”。

 

走向世界  提供一套中国方案

“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输出我们的影响力

在世界上有发言权和有制定规则的能力

这是核大国走向核强国的关键指标

 

        2017年6月22日，法国巴黎，WANO主理事会有关中核集团倡导并牵头组织的“世界核电运营者协会(WANO)上海中心项目”投票正在进行。“全票通过！”结果一宣布，陈桦很激动。在此前长达一年左右的时间中，这个中心的筹措与协调一直在他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意味WANO新的区域中心落户中国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他这样告诉记者。

        积极筹措WANO上海中心的设立和运作，是以中核集团为代表的中国核电企业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又一次实践,也是中国核电人践行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核电安全可靠运行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的重要起点。“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后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陈桦告诉记者。不仅如此，中国核电正筹备成立核电运行研究院，并将和美国核电运行研究院或者美国电力研究院合作，搭建一个国际核电运行研究平台。

        以管窥豹，中国核电开展国际合作的点滴努力，清晰勾勒出中国核电产业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态势。

 

        建成、运行了39台核电机组，世界排名第4；在建18台核电机组，世界排名第一，约占世界新建核电机组的1/3，成为核电在建项目的全球领跑者；

        AP1000、EPR、VVER全球先进三代核电技术在我国先后落地，并且自主创新研发了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堆型——“华龙一号”，深度参与全球核电市场竞争。

        “谈‘走出去’，我们最终依靠的当然是实力，我们要有自己的核心产品——‘华龙一号’以及围绕它的装备制造、建设运营以及维修服务等一系列相关能力。”陈桦表示。

        近十年来，为了积累实力，我国核能领域的主力军——中核集团在核电领域的改革发展从未停歇，而其旗下的中国核电的迅猛转型与突围刚好恰如其分地诠释了这个产业在这一时期绽放的无限生机与活力。

        2008年，中核集团核电部蜕变成为中国核电；2010年，这家公司真正开始实体化运作时，一切都是从零开始；2015年6月，中国核电成功上市，一举成为千万聚光灯下的A股市场首家纯核电上市公司；上市三年，它日新月异，如今已成为我国核电领域的引领者和开拓者。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中国核电累计实现机组安全无事故运行142堆•年，创建了国内核电机组数量最多、堆型最丰富、装机容量最大的秦山核电基地，拥有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全球首堆、AP1000全球首堆、重水堆、VVER等多种核电堆型，参与主导未来核电发展新趋势的快堆、小堆、行波堆和海洋核动力等方面的项目建设和开发。

 

        “在对外输出方面，以秦山核电为代表的中国核电技术力量，形成了八大产品，巴基斯坦4台30万千瓦机组的调试都是由秦山来完成的，核电机组运行的评估、检修也是由秦山完成。但我认为，‘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要输出我们的影响力，我们在世界舞台上有发言权，有制定规则的能力，这个是我们从核大国走向核强国的关键指标。因此，我们要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掌握核心技术、打造自主品牌，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站立在世界核电发展舞台的中央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最终要能够向全球核电产业提供中国版的解决方案。”在陈桦看来，上市给了中国核电更开放的心态。“此前我们干活儿的时候多，抬眼的时候少，现在我们有了实力的积累，需要更广阔的平台，去学习，也去展示。”

 

筚路蓝缕  踏实一条中国道路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中国核电产业

所有吃过的苦都有回报 

走过的每一步都不可替代

它造就了我们通往核电强国的路

 

        将时光回溯，回到上个世纪70、80年代——我国核电产业发展的原点，那时这个产业的面貌与今天相去甚远。

        “现在我们一个人管着几个核电项目的开展，而核电产业刚起步时，我们整个总部机关都在管着秦山一期一个项目。”产业起步之初，陈桦刚参加工作，他这样描述自己对当时的直观印象——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筹备，1985年秦山一期核电开工，1987年大亚湾一号机组开工，千难万险，一切从零开始。

        而对比他要大上二十岁的原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中核集团前身）核电部副主任张禄庆而言，起步时期留下的可不只是印象，而是非常深刻的感受。“1986年底，我结束了德国的博士留学生涯回国，到105所担任主管技术的副所长，那时，大亚湾核电运营维修刚开始招标。一批以法国专家为主的中外专家组团到105所，对我们的投标资格进行评估。当问到我们的业务经历的时候，我们还告诉人家这些涉及国家秘密，不便于公开。当谈到质量保证体系的设计不符合项的处理流程等问题的时候，我们还完全按照经济体制下的三结合技术攻关的方法来实施，发现问题，研究、探讨、改正……”张禄庆说，那一刻他特别深刻地感受到我们这一套办法与现代核电厂的质保体系有很大的差距。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核电产业。”张禄庆特别坚定地告诉记者，“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改革开放前，核电起步困难重重。比如那时，作为我国首座核电站，秦山一期项目的技术路线、堆型方案选择经历了无数次曲折反复，非常纠结。”

 

        早于项目建设的启动，必然要首先达成发展路线的共识——这就涉及中国核电发展的道路，这一关键话题。谈及这条核电建设之路的开端，无论是张禄庆还是和他同一时期担任中国核工业总公司计划部副总工程师的温鸿钧都会特别提及一次会议：1983年3月，按国务院要求，由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联合召开了“我国发展核电的技术政策论证会”，即回龙观会议。

        “在此之前，我们的核电产业由于缺少统一的战略方针以及政策指导，出现了大量的意见分歧，处于‘打乱仗’的混乱局面当中。”张禄庆回忆。这次回龙观会议，有40多家单位、100多位专家参与，充分讨论，最终形成了《核能发展技术政策要点》。经过激烈争论，这次中国核电史上的著名会议达成了“三统一”：统一了堆型选择，决定采用压水堆作为我国未来核电站建设的主要堆型；统一了对单堆功率的选择，决定以发展百万千瓦级机组为主；统一了对引进技术的认识，决定系统引进国外成熟的核电站设计和设备制造技术，通过技贸结合、合作生产与国内科研相结合，快速掌握世界先进的核电技术。张禄庆总结：“应该说，这次会议上明确了我国核电发展的方针、路线、政策，明确了我国直到目前为止始终没有改变的核电发展道路。”

 

        事实上，我国核电后续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在不断地踏实这一道路。从1985年到20世纪末，这是我国首批核电工程的起步阶段。

        在此期间，我国建成了被誉为国之光荣的秦山一期核电站，引进法国M310技术建成了大亚湾核电站；1996年、1997年秦山二期和岭澳核电站相继开工；为了解决华东电力短缺，1998年6月，从加拿大引进的秦山三期2×70万千万CANDU-6型重水堆核电站开工，此后，从俄罗斯引进的两台VVER压水堆核电机组，先后于1999年和2000年在江苏田湾浇灌第一罐混凝土。

        “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中国核电产业在一次次变革中稳步发展，自主建设的秦山一期、二期核电站让我们‘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为自主研发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引进、消化、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管理，让我们核电建设从一起步就全面采用IAEA国际标准，与国际接轨，占据了后发优势。在起步以及首批工程的建设中，所有我们吃过的苦都有回报，走过的每一步都不可替代，它造就了今天我们通往核电强国的路。”年逾古稀的张禄庆声音微微颤抖，30多年的核电建设风雨不只是尘封于他记忆中的往事，更是缔造未来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