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核换帅：非中核出身，做不了一把手？

eo记者 刘文慧

来自中核的官方消息显示，2018年7月19日下午，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召开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大会。中央决定：余剑锋同志任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顾军同志任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祖斌同志任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组副书记，杨长利、李定成、俞培根、李清堂、曹述栋、和自兴同志任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陈书堂同志任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组成员，王杰之同志任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以上人员原任职务自然免除。

经中央批准，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实施重组。中核前董事长王寿君到龄退休，功成身退。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连续数任中核一把手均出身于中核核工业系统。

2009年返回中核系统担任一把手的孙勤便出身自核工业地矿系统，隶属原核工业部，后担任董事长至2016年底退休。接任孙勤的王寿君亦出身原核工业部，曾任职核工业部，后更担任中核建一把手，见证了中核与中核建从合到分再到合的全过程。新任中核集团董事长的余剑锋，曾就职于中核下属原子能院，2001年后十年里，一直在中核集团任职，2011年后调任中电投、国家开发投资公司，2017年底重返中核担任总经理。

反观，出身中广核集团的钱智民，2012年调任中核集团任总经理，然终未接任中核董事长，而是于2018年1月，调任国家电投董事长。

几任一把手均出身中核，一方面跟中核近几年所面临的特殊环境相关，比如孙勤是在中核原总经理康日新落马时临危受命，王寿君则肩负中核、中核建两家合并的任务。但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中核内部协调的不易。

与中广核、国家电投不同的是，中核并不是一家纯电力的企业，其“核”内涵不止于核电。中核由100多家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组成，除核电外，主要还从事核军工、核燃料循环等领域的科研开发、建设和生产经营。这与中核由核工业部改制而来有直接关系。

与中核类似的央企还有中石油等央企，这些被称为“一号央企”、“共和国长子”的企业，前身多为原中央相关工业部门。在继承更多业务板块和拥有特别的经营权等“历史遗产”的同时，这些央企也承担更多“历史包袱”。在国企改革的进程中，与诞生于改革开放后的企业相比，这类企业所面临的改革复杂性更为突出，甚至需要整个行业体制机制改革进行助推。

但与以往较为不同的是，新任中核董事长余剑锋和总经理顾军过往经历中“电”的专业性更强。与“核”相比，电力体制已经过数轮改革，“电”的市场化程度更高。

余剑锋曾在2011年调任中电投，并在2015年国家电投成立后担任副总经理。中电投乃至后来成立的国家电投，更多的资产在于电力，甚至核电目前所占比并不高。这意味着余剑锋对于包括电力市场在内的电力体制更为熟悉。

顾军为秦山核电第一批操纵员出身，后一直在具体核电项目上担任管理职位，后更任AP1000全球首堆三门核电项目的业主方高管。在余剑锋调任中电投的同一年，顾军调任国家核电。无论从专业能力还是履历看，顾军应该是最熟悉核电技术尤其是AP1000的核电央企高管之一。

相信余顾二人的上任，之于中核的核电领域，将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尤其在市场营销和后续项目堆型选择上。他们对核电技术的安全性和经济性，应有更具体而清晰的认识。

在孙勤、王寿君任上，中核有几件大事基本完成，第一件当属“华龙一号”的推出乃至最终融合方案通过，第二件为中核与中核建的合并，第三件为快堆的获批开工。

然而，乏燃料后处理技术未能攻克，是中核长期以来面临的困境。

自核工业部时代，民用核电乏燃料后处理技术就已开始研发工作，但研发进展相对较慢。专家告诉eo，民用乏燃料后处理的难度更大。在改革开放后，由于体制改革，资金等投入缺乏，乏燃料后处理研发陷入停滞。进入21世纪后，乏燃料后处理科研被纳入核电重大专项，由国家投入资金保障研发工作的推进。

研发工作难以在短期内取得成果。作为国内核燃料循环专营供应商，中核仍困于技术的缺位。与研发工作同时进行的，是中法乏燃料后处理大厂项目的谈判工作。该谈判工作的推进亦有多年。

2018年7月11日，中法核燃料循环后端双边高级别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国家主管部门、法方和中核集团外，中广核亦有代表参加了会议。

对中核新上任的领导班子而言，乏燃料后处理技术的突破，应是下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