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订货会：弃旧谋新召开未成定局或成绝唱

电力18讯：    
每逢临近全国煤炭订货会召开之际，业内对其具体日期和主办城市的传闻就会甚嚣尘上，而今年尤甚。

悬念重重

“今年能否召开还未成定局，即使开或将成为绝唱。”山西晋华煤炭运销公司的胡经理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如是表示，他在业内已有多年的打拼经历。而南京协鑫热电公司总经理舒桦则认为：“在没有新方案出台之前，今年的全国煤炭订货会应该开，但煤炭交易方式的改革则势在必行。”

“煤炭供需双方总要在订货会前进行角力，为了争取价格谈判的主动权，尤其是煤电双方都要进行造势。”煤炭专家李学刚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分析道，此时关于电煤供应价格谈判均已悄然展开，因为冬季的供求关系和价格有可能直接关乎来年的价格走势。

由于我国煤炭工业市场化程度相对滞后，煤炭订货会虽不是市场化改革的理想交易模式，但目前它仍是中国煤炭运销的主要途径。

但随着煤电博弈的加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煤炭订货会的作用已大不如前，前两年这种交易方式所面临的深层矛盾已暴露无遗，煤炭市场供需主体呼唤改革的呼声已越来越高。

权威人士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透露：“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委托的《中国煤炭市场体系建设方案与运行机制》正在紧张地进行研讨。”但他不愿意透露更多细节。

不堪其苦

近年来，全国煤炭订货交易会的作用已经日渐衰弱。

据了解，全国煤炭订货会作为我国煤炭产运需衔接配置的主要实现形式，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三大阶段：1953年―1982年为计划经济模式；1983年－1992年以国家计划分配为主，增加了市场调节的成分；1993年－2004年国家计划统一分配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市场调节的比重进一步加大，价格逐步放开。而2005年秦皇岛煤炭订货会，为了淡化计划经济的色彩，国家发改委正式将会议改为“全国重点煤炭产运需衔接会议”。

在2003年的长沙煤炭订货会，电力部门自始至终坚持“三个不能改变”：按2002年煤炭订货合同价格不能改变、合同条款不能改变、订货基数不能改变。而由于煤炭供应紧缺，获得发言权的煤炭企业并不买账。虽然国家发改委从中协调，提出以上一年的合同价格为基准，每吨煤炭上涨5元，但其建议并没有被采纳。订货会上只按原定价签订了40％的国家计划安排购煤合同，双方不欢而散。

2004年福州煤炭订货会，国家发改委有备而来，首次出台了煤电价格联动的政策，允许发电用煤价格每吨上涨不超过12元，同时允许发电厂上网电价每千瓦时上涨7厘，销售电价每千瓦时上涨8厘。基于此，此次订货会还算顺利，共完成重点合同订货4.8亿吨，煤电双方签下90％的合同。

2005年的秦皇岛会议，国家发改委确定的“2005年电煤定价原则”，以2004年9月底实际结算价为基准，一般电煤售价不能超过该基准价的8％。但实际操作中，煤电双方并未严格按照8％的幅度履行合同。

尤其是2006年的济南会议，虽然国家发改委在本次订货会上，适时抛出了订货会改革的原则方向：任何政府部门不再直接干预煤、电双方的市场交易行为，只实施总量调控。电煤价格应以市场为主导，实行自主交易，鼓励煤、电双方在充分协商的情况下，签订中长期合同。但煤电双方因价格原因，久谈不决而陷入谈判僵局，订货量也只有预定额的50％左右。

为了保证中国煤炭能源的安全和有效供应，多年来国家发改委在煤电两者之间充当了费力不讨好的协调角色，用计划经济有形之手去调控越来越复杂的煤电尖锐矛盾，已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调控的力度已日渐削弱。连续数年身陷无休止的“口水战”，调解乏术的国家发改委也对这种斡旋感到厌倦。“《中国煤炭市场体系建设方案与运行机制》的制定，正是国家发改委急于寻找替代方案。”这位权威人士向记者介绍。

大势所趋

“订货会上签订的合同，履约率越来越低，相当部分企业只签订了供货量，却不谈价格。当煤炭供应紧张时，煤炭价格上涨，煤炭企业就不愿意再按原来签订的合同执行；同理，当煤炭供过于求，煤炭价格下跌，电力企业也不愿意履行既定合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部研究员钱平凡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表示，“每年的煤炭交易会实际上成为运力分配会，订货会完全被扭曲了。”

“全国煤炭订货会逐步暴露出一些弊端和问题，亟待加以解决。”李学刚认为，连年计划翻版带来一些遗留问题，新增需求计划不足，超发电量未有计划，国家分配重点合同量与实际需求量缺口逐年加大，电煤计划只占需求量的60％左右；个别煤种或矿区资源枯竭，没有新的替代计划资源接续，原有重点合同基数不能根据供需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调整，需求资源得不到补充，地区性、品种性结构矛盾突出；由于煤价、电价形成机制不同，电煤价格成为订货会上供需双方争执的焦点；合同缺乏严肃性，由于运力、资源、价格等原因，造成合同执行随意性大，分配计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监督管理机制，单方面违约的情况经常发生，合同兑现率低；会议规模大，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