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缕乡愁话春节

　　鲁迅先生在《祝福》里写道“鲁镇永远是过新年”，似乎人们一年到头的忙碌，都是为了年末这一刻。在我的故乡渭北韩城，从记事起，春节的礼仪已演化到非常简捷。拜神这一习俗虽然沿袭至今，祭祖却因清明节而大大弱化了。腊八过后，并没有大操大办年货的，年味其实不过就是孩子们添一身新衣裳、一串炮仗、几角压岁钱、几顿能解腹中清苦的大年饭。遇到年成不好，新衣、压岁钱皆可免去，唯独少不了大年初一的这顿精美的伙食。不过在当时农村，贫困似乎总是挥之不去的记忆。

　　每到年底，一年的口粮早已告罄，母亲便忙着张罗过年的吃喝。有一年收成不好，又恰逢亲戚家一桩重要丧事的祭礼。无奈，母亲只好向并不宽裕的外婆家借了40斤麦子。蒸馒头用去了将近一半，母亲就用剩下的20斤小麦换了40斤糜子，准备“摊鏊馍”（糜子面烙饼）。那是当时农家在年末常进行的一项炊事，粗粮价廉耐饥，作为储备口粮是比较划算的。

　　除夕将近，院子里搭起一副临时灶台，上面是六只黑油油的小铁鏊，有瓷碗口那么大，中间凸起。糜子面被和成一大盆稠粥状，灶下是玉米秸燃起的熊熊火焰。几个搭帮手的邻里妇女和祖母、母亲围着炉子忙开了，一个人用刷子给鏊底上刷油（防粘锅），另一个人用大勺舀了面糊糊向鏊里一倒，吱啦一声响，旁边的人赶忙扣上盖子。片刻之后揭开，一个人用铲子铲起半边烙黄的饼子，翻过来再烙另一面。六只鏊一起摊饼，几个人忙碌得应接不暇。此时，糜子面的香味就弥漫开来。邻里的同伴们都围着暖烘烘的焰火，追逐玩耍兼拾柴添火；院子里溢满笑声，炉火映着人们通红的脸，透露着过节的喜悦。烙好的饼子有巴掌那么厚，泛着金黄色光泽。吃在口里酥软香脆，有一丝甜甜的味道，夹上腌菜、油泼辣子就是一顿美餐。还有一个惯例，就是把那刚出锅的饼子趁热对折一下，为了夹菜方便，因为糜子面放冷后就会僵硬发脆。那一天，大人们不拘是哪家孩子，一律随意吃。后来，粮食自给后，这道难以忘怀的乡俗景观就烟消云散了。

　　我十六岁时离家外出求学，常年在外奔波，乡俗渐渐淡漠。一年忙碌下来，到了岁末，看看日历进入倒计时，才忙着盘算回家过年。订车票、必要的聚会、重要的亲朋好友的礼物，算到最后总是入不敷出。于是在踌躇中花掉最后一笔开销后，才懒懒地踏上归途。我常常是在除夕的暮色里踏进村子，那时耳边已响起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巷子里少有行人，烟灰色的远山，熟悉的炊烟味，一切记忆中的情感就鲜活起来。

　　父亲早已贴好对联门神，祭神的供桌也已摆好，只等着我们兄弟一进家门就放鞭炮。母亲则在厨房一样样准备着过节的熟食。暮色渐浓，电视里传来春晚喧闹的歌舞，我们都挤在母亲的小屋里拉家常。有儿子在身边时，父母总是那些絮叨了千百次的话：“工作顺不顺心”“身体好不好”“钱够不够花”“想吃什么给你做”……片刻的欢笑声之后，一屋子人又各干各的去了。屋子里只剩下了父母两人。走过空荡的院落，隔窗看着一对白发苍苍老人傻傻地盯着电视，脸上虽有笑纹，却是机械刻板的。想到那些儿孙们不在身边的日子，他们就是这样度过每个黄昏的，一阵心酸袭上心头。那一刻我想，无论清明节、中秋节，节日的最大意义不在于对神灵或死者的敬畏，而在于与亲人的团聚。父母在，家还在，无论前程如何，趁着他们健在，多回来几次就是人生最大的宽慰。

　　城市的春节与乡村是有天壤之别的。那里有装饰一新的风景树，有玲珑剔透的灯展，有公园和商场里五彩缤纷的人群。我在城市的时间远大于乡村，只是一到年关，就不由得想起回家。期间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春节滞留城市，但每到一处，心总是空落落地悬着。想起熟悉的乡音，想起柴火味的炊烟，想起暮色里的远山……我想，这也许就是乡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