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四十春秋风携雨，砥砺同行山河路

喊山黑土间，沐风斜阳里

“树基沟的河这么小，谁也想不到能建这么大一座水电站。”这是张喜君和全村人对清原抽水蓄能电站的第一印象。

张喜君今年60岁，姜淑荣59岁。改革开放后，全家都吃得饱了，1989年，夫妻俩在村头开了一间小卖部。回想起当时的情形，新经济制度刺激下，个体户如雨后春笋，虽然税收很高，但成为万元户不再是梦。

2006年，这座隶属清原满族自治县的小山村，迎来了第一批中国电建的身影——北京勘察设计院。

“种了半辈子地，没见过那么多新奇的玩意儿。”

张喜君家小卖部的屋后有两间房子，按照东北农村的习俗，两个儿子一人一间。时代的发展总能给旧的文化以冲击，大儿子搬进了县城的楼房，小儿子在韩国务工，两间原本给儿子准备的婚房，便成了地质勘察人员的住房。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沿途百姓的帮助，使得这一壮举也显温情。清原抽水蓄能电站的前期勘察工作，和树基沟村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村里很多人都在地质队打过临时工，老张也在那干过，我就给他们做饭，那些人天南海北，河北的、河南的、四川的，都爱吃我包的饺子。”姜淑荣说道。

“俺们村人都老实本分，地质队那么多铁和设备，天黑了干完活就放在山上，都不用人看着，从来不丢。”张喜君给人的印象话很少，像赵本山演的黑土大叔。水电八局进驻树基沟村之后，面对一下涌进的五湖四海口音，张喜君有点迷糊，“一开始听不懂，一句话要问好几遍，现在好点了，湖南话说快了还是听不懂。”

临时营地还没有形成前，八局项目部就租住在村里的老乡家。在这里，南方人学会了烧火炕和吃酸菜。张喜君家的两栋房子都租给了项目部，一栋作办公室和宿舍，一栋作食堂。

“小卖部生意也比以前好多了，村里面一下住进来这么多人，烟卖得最好，全抽芙蓉王，每个月都不够卖。”说话间张喜君打开台式电脑，在中国烟草网上又订了两条芙蓉王。“明天就能送到，确实方便。”

“家里的地和山大部分都被征了，现在就剩不到一亩地，种点苞米做酸汤子吃。”说这话时张喜君面露一点不舍，他曾经日夜耕耘的土地，被盖在了混凝土下。

当问到征地款时，老两口表现出了财不外露的传统，笑着说：“也就几十万，俺家地少，村里最多的还有上百万的呢。”

可能是留恋乡土，也可能是新时代下十万至百万的征地款不足以支撑无业人员的城市生活，没有村民张罗着搬家，老房子砌成了新房子，新房子院里添一辆小汽车，曾经付不起彩礼钱的小伙子娶到了新娘。

以前的放牛倌在山上喊一嗓子“回家嘞”，满山的黄牛像是能听得懂，顺着山坳坳就回村，如今很少有人放牛了，名叫桶子沟的大渣场规划六百万方，建成以后还会有人在上面种庄稼。夏风吹过，郁郁葱葱。

山小似石块，水细如衣带

老辈八局人都有些拿手的绝活，58岁的李国良掌握着两大法宝——灌浆技术和抽烟。“喝酒差些，小时候误喝过一次酒伶仃大醉，从此就没什么酒量”。20岁参加工作，到今天去过的工地有多少自己都记不清了，作为专家组考核过的工地有多少也记不清了。“走了这么多项目，还是最愿意待在云南。”说起他的云南情结，就会提到舒适的气候，丰富的水果。简单的理由显得这种钟情有些牵强，可四海为家的人们，总归要对一个地方流连。

他抽烟，翘着一只烟斗，装上他爱抽的云烟，烟灰缸里很快就满了。和年轻人花样繁多的抽烟理由不同，老辈们在那些信件往来的年代，抽烟解愁。“有的人抽烟时候什么病都没有，烟一戒，病就来了。”

谈起这些年来技术工作的变化，李国良说道，“过去我们都自己干，开山炸石头，挽起裤脚就能下工地浇混凝土。这几十年设备先进了，画图换电脑了，开山就像削萝卜，建一座桥也就个把月。”

李国良常说自己心态年轻，小伙子们都爱跟他一起玩。放眼各个行业，前辈的这种品性都显得难能可贵。“办公室里不能死气沉沉，年轻人多重要啊。”

“年轻人也变懒了。”

时代在变，年轻人也“变懒”了，在社会、经济的种种因素叠加下，观念比品质刷新更快，前辈们眼里的年轻人颇有几分“霍尔顿式少年”的意味。在思想飞速进化的今天，年轻人混沌在悬崖边的麦田里，老一辈们能勒住几人，便能传承几人，思维信念可能很难对接，但精神的繁衍关乎企业的延续。

双鸭山霓虹酒绿，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张瑶是今年毕业的大学生，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人，身上有着浓厚的90后特质，“我的美”是她最常挂在嘴上的自夸，每次听到发工资的消息眼睛都会冒出光，嘴巴一笑会露出虎牙，爆出响彻整个办公室的笑嘻嘻声，脸上能挤出酒窝。笔者说要对她进行采访时，她满脸得意说“那你可得从我的三双潮袜写起。”

三双潮袜，其实是她印着字的三双袜子。

我喜欢钱。几年以前，全社会都在批判90后，随着时代车轮滚滚，连手机都要根据价钱配置来支撑运行快慢，物质对于这代人来讲是必不可少的一块拼图，喜欢钱是一种态度，但不会上升成一种品格，喜欢钱已不能作为衡量奉献与否的砝码，她的格言里，钱是化妆品、是衣服，是房子，是本山老师做梦买彩票中的大奖。“我知道我不是暴富体质，也不信馅饼天上来，但我还是要说我喜欢钱。”

拜拜迪斯科。双鸭山是个小城市，但五脏俱全，加上张瑶本身爱好嘚瑟（东北话形容开朗），大学时候是方圆几百米有名的主持人和舞者，蹦迪这件事就顺利成章了。既不像改革开放初期那种喇叭裤皮夹克黑墨镜的甩头，也不像影视作品里那样混乱不堪。“蹦迪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刚来的时候很浮躁，很难适应工地的生活，就像蜉蝣撑着大长腿支在水面上，我慢慢沉下去之后感觉四面高压，但我沉得越深，才能越快冒出水面，一飞冲天。”双鸭山的灯红酒绿在这座抽水蓄能电站面前荡然无存，工地生活就像一只大手把年轻人罩在里面，你看得见城市的高楼，却触手难及。一代人成为历史，下一代人就会扛起大旗，没有毫无道理的横空出世，越努力，才会越幸运。

“我依旧相信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阳光，拜拜迪斯科。”

我爱中国。这几十年来，爱国的标语几经更改。“我爸爸那辈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风口，我家有一整山的李子树。他们叫我瑶老板，就是从这来的。”

说起有趣的事，张瑶滔滔不绝。“我爸以前喝完酒开车，我就晚上跟踪他，等他吃完饭出来，我就把他制服。”白白月光下，张瑶蹲守在她老爸的车子旁，像个坏蛋。“我觉得我那时候简直就是维护法制正义的美少女战士。”

我们这代人听的最多的是爱国口号是“中国梦”，和三四十年前的爱国情绪高涨时所有人都恨不得长一副浓眉大眼不同，浪潮冲刷下，年轻人们把爱国大义装进心胸，爱人就是爱家，爱家就是爱国，且不说献头颅热血，她只是月光下爱家的美少女，工地上敬业的瑶老板，静悄悄的黎明中酣睡的90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