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质能开发背负“三座大山”

电力18讯：    作为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一项支柱，发展生物质能源对于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良好的经济价值。但我国发展生化物质能源存在着资源储藏丰富但分布散乱、技术水平低导致转化中资源有效利用率低、不掌握关键生产设备等问题

    □沈 详／文

    近日，国家林业局表示将推进以林业为代表的生物质能源发展，并计划于２０２０年完成额定规模的能源林培育基地建设任务。这标志着我国在生物质能源的开发上正在全面提速。作为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一项支柱，发展生物质能源对于农业大国的中国而言，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良好的经济价值。
    然而，我国发展生化物质能源开发也存在着不少难题：资源储藏丰富但分布散乱，不利于集中式开发；技术水平低导致转化中资源有效利用率低，容易产生二次污染；不掌握关键生产设备，主要依赖进口，发展极容易陷入被动。由此看来，我国生化物质能开发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生物质能的技术开发和利用，主要就是将森林砍伐、木材加工剩余物以及农林剩余物如秸秆、麦草、稻草等废弃原料，甚至连生活垃圾通过物理或化学加工的方法，使之成为绿色环保型能源，具有二次利用、清洁环保等优势。
    实际上，我国很早就拥有了以动植物混合发酵后生成沼气的提炼手法，但受制于场所、设备等条件的约束，这种推广多局限于小范围内尝试，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商业化运作。因此，自生物质能发电等大规模的生产转化设备和技术从国外引进之后，就成为我国能源结构调整最主要的发展方向。
    同样，多年来在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战略规划中，生物质能一直位列其中。与小水电、风电以及太阳能等间歇性发电方式相比，生物质能发电在电能质量、可靠性、稳定持续性等方面，一直占有着较为明确的优势，聚集了一批企业参与。
    但是，随着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可再生资源领域的快速发展，我国生物质能领域的产业链建立和市场开发却一度停滞不前。对此，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多年来约束生物质能发展的“三座大山”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首先，资源丰富但分散。不可否认，生物质能转化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类物质在我国的存储总量极大，特别是在一些农业大省，资源拥有量每年都保持着稳定的增长。但是，我国地域大而分散，单一区域的拥有率并不高。而且，由于这些原料的单品价值极低，许多农业大省的物流运输系统并不完善，短期内这些原料很难在一定时间内进行集中销售和采购。同时，又由于缺乏相关的买卖贸易集散基地，这些原料的可存储性又差。一方面是企业原料缺口较大，另一方面却是农民将原料随手丢弃。
    其次，企业技术水平低，资源转化和有效利用率较低。前期，由于我国对这一领域缺少有效的政策与资金扶持，多是依靠企业和单位小打小闹，没有形成良好的技术基础和产业氛围。随着国内能源供求矛盾的加速，这一领域的市场前景再度被看好，但由于发展基础薄弱、核心技术缺乏，导致这一领域中诸多企业都缺乏足够的积累，在转化过程中不仅没有实现良好的规模化效益，反而产生了浪费和二次污染。
    再者，目前国内企业的设备和技术多是依赖进口，丧失未来市场的竞争主动权。多年来，我国生物质能企业的技术短腿没有补齐。相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带动，外企全面进军我国能源领域，特别是在制造设备、转化工艺上，更是引领着行业发展的方向。尽管目前我国企业可以通过购买实现技术引进，但却不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市场发展容易受制于人，对于打造一条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链梦想还很遥远。

    <政策背景>
    可再生能源发电将被优先考虑
    【记者张佩颖北京报道】国家发改委近日发布公告称，中国在发电调度方面将调整现行规则，限制能耗高、污染大的机组发电，优先安排可再生、高效、污染排放低的机组发电，其中可再生能源将被首先考虑。
    发改委能源局一位官员表示，“这意味着国家针对电力行业的宏观调控正在进一步发力。”目前，中国电网调度实行的是按照年度计划实施发电调度的方式，发改委坦承，这种由政府确定“大盘子”，然后平均分配发电计划的安排方式，明显存在着只求公平而忽视效率的“大锅饭”倾向。
    发改委表示，为降低能耗，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发电计划的形成方式，在政府可控的范围内，加大不同类型机组年度发电利用小时数的级差，鼓励能耗低、污染物排放少、节水型机组多发电。发改委明确表示，“可再生能源发电必须被优先考虑。”在实行经济调度时，应在满足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