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抉择：不仅仅只是供应的问题 寻找新路径

电力18讯：    《财经》主持人语：2005年8月12日，纽约商品交易所的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了每桶67美元的关口，创下了23年来的最高记录。而就在四天内，美国总统布什刚刚签署了2005年《能源法案》，希望通过开发可再生及清洁能源，舒缓长期的能源安全焦虑。

但是迄今为止，60美元/桶的高油价“幽灵”不仅没有平息的迹象，反而越燃越烈。

作为全球第三大进口国以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消费国，石油对于中国而言，自然绝非简单的单一能源产品问题。它已经由表及里地触及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甚至影响到它直面世界的姿态。

6月下旬以来，围绕着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下称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公司演绎的种种风波，最终以中海油退出而结局。但这一绵延经月的事件，更把石油问题的复杂性暴露得一览无余。

当然，石油问题远非中国能源沉疴的全部。时至今日，全国大范围的电力供应紧张乃至短缺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连以前的必保之地、“首善之区”北京市，今夏也未能幸免。进入8月以来，成品油供应紧张再次席卷珠三角地区，广东省首当其冲。

究竟是两大石油公司借以要挟政策，或是扭曲定价机制下的成品油“逆向走私”加剧了这种短缺，目前仍存争议。但有一点是不存在争议的，即必须加快改革现有远未健全的石油市场机制。

6月2日，国家能源领导小组正式成立，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担任组长，办公室主任则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发改委）主任马凯担纲。这应该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信号，但显然，这并不是句号。

正在这样的背景下，《财经》杂志近日邀请了三位业内专家，就中国能源问题，尤其是石油问题分享各自的见解。他们分别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周大地、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曹晓。

对于仍处于高速工业化进程以及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中国而言，能源问题或许仍将继续展现其更多的侧面。这些不确定性势必将影响最终结果，但并不会削弱我们探求的努力和勇气。

不仅仅是供应的问题

《财经》：早在2003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经联合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等机构，对到2020年的中国长期能源需求进行了预测。从这两年的实际情况看，是不是能源需求的增长比预测的更加严峻？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长期策略来应对？

陈清泰：这两年能源需求增长过快。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国基本上实现了能源消耗翻一番，GDP翻两番。但最近几年，能源消耗的增长远远超过GDP的增长。我认为，这个现象非常值得关注。

当然，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能源的依赖程度也会有所不同。现在中国处于工业化的这一阶段，对能源的依赖程度的确较高。但是，像去年GDP增长9.5％，石油消耗增长19.7％、电力消耗增长15％的现象，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对于日益趋紧的能源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解决供应的问题，还必须研究需求和需求结构――为什么这个阶段能源需求增长会这么快？这种势头会不会再延续？如果延续，会到什么时间？中国的承受能力到底如何？之所以形成当前的局面，跟中国的增长方式和结构有很大关系。

一方面，中国的能源消耗过快增长；另一方面，能源利用效率又比较低。有关研究表明，中国的综合能源效率比国际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我国高耗能产业比重高，而且从单项指标来讲，我们的发电能耗、吨钢的能耗等等都与国际先进水平差得很远。

这几年出现了一种看法，认为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阶段，而重化工业化是发展的必经阶段。对这种舆论，吴敬琏先生有过针对性的批评。他指出，把一种已经被实践否定的过时的增长理论当成发展经济学的普遍真理，并用以预定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显然是不合适的。

现在，许多地方政府把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简单化为本地工业的重型化，大搞钢铁等高耗能行业。像河北一个省的钢铁生产能力至少有6000万吨，显然，本地的能耗、资源以及环境无论如何都承受不了。如果按照重型工业化的方向搞下去，能源消耗必然直线上升。

另一方面，我们涉及节能的政策执行得非常差，目前仍然是喊得比较多而实际采取措施非常有限。以建筑业为例，有研究表明，能源消耗增量的部分中，建筑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中国每年在建的建筑面积大约为20亿平方米，每年完工的建筑面积是18亿到20亿平方米，而其中真正符合国家节能标准的――更不用说国际先进水平――不足5％。我们现在仍然在建造未来20年、30年甚至40年高耗能的建筑。

我现在感觉到焦急的是，虽然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已经定下来了，但是很多政策调整迟迟没有到位。

周大地：这两年中国能源消耗增长的确过快，这和现在经济的外延性扩张趋势有关系。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吸纳了很多制度性动力，体制变化的效益很明显，但现在的增长来自机制变化的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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